在城市空間治理和微更新上,我們應更多采用大數據和云計算提供的人口、產業、交通等精準信息,對城市空間、建筑布局、道路系統、公共服務等進行重新定位,引導城市人口分布和產業結構調整,使已經短缺的土地發揮更大的承載和服務功能。

受老城區空間緊缺、人口擁擠等現實挑戰的影響,過去我國新城新區的規劃建設,主要有兩大驅動要素:一是疏解老城區過于密集的人口。這從很多新城新區都是規劃容納50萬、100萬人口就可看出,這一點和歐美最初建設新城的目的是一致的。二是出于發展經濟和投資的需要。我國不少新城新區最初都是工業園、產業園,就說明了這一點,但這種需要在西方新城新區規劃中就不怎么明顯。由此可知,分散人口和發展經濟,是決定我國新城新區規劃建設最重要的兩大因素。

2011年以來,我國新城新區審批被凍結以后,新城新區開始步入規范和治理新階段。與此同時,由于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和各級政府的促進產城融合政策與工作,各地的新城新區人氣漸旺,產業逐漸被拉動、帶動起來,一些新城新區不僅迅速繁華,有的還出現了“城市化過度”的新問題。所以在當下談新城新區,和七八年前已有很大區別,現在的主要問題已不是什么空城、鬼城以及要不要建或建多少,而是如何發揮出規劃在建的新城新區應有的作用,使新城新區的空間、人口、產業和公共服務走向更高水平的融合發展,也可以說是如何提升新城新區城鎮化建設質量的問題。

新城新區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成的,新城新區空間治理也可以從很多方面進行。但由于新城新區的物質空間、地理邊界已基本穩定,在城市建設用地嚴格管束的新形勢下,運用以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等為基本手段的智慧城市理念和模式,以“信息換資源”、以“虛擬空間換真實空間”、以“信息多跑路換市民少跑路”,必然成為提升新城新區的空間、土地、基礎設施、人力等開發和使用效率的戰略思路。一直以來,大家都普遍認為,新城新區最適合建設智慧城市。但由于一直忙著拓展規模、集聚人氣和布局產業,我們在這個方面做得并不夠好。現在這些都做得差不多了,而新城新區也確實到了深耕細作、內涵建設的新時代,因此亟需為信息化和城鎮化、智慧城市和城市建設融合發展尋找持續動能。

問題在于,過去新城新區規劃對人口、經濟、住房、交通、公共服務的測算預期,不是建立在精準的數據上,而多是根據管理城市和發展經濟的政策和戰略,這就使這些預測預期普遍存在“擴大化”或“估計不足”的問題,有時完全是南轅北轍、事與愿違,這是導致很多新城新區“交通擁堵”或“人氣不足”的主要原因。依據國家新型城市建設和新城新區城市治理的需要,規劃修正、空間和功能重構或微更新等,正成為很多新城新區發展的主要矛盾和問題。為了避免重蹈“跟風規劃”或“拍腦袋”的覆轍,在新城新區空間治理和微更新上,我們應更多采用大數據和云計算提供的人口、產業、交通等精準信息,對城市空間、建筑布局、道路系統、公共服務等進行重新定位,引導新城新區的人口分布和產業結構調整,使已經短缺的土地發揮更大的承載和服務功能。

根據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發布的《中國大都市新城新區發展報告2015》,作為我國新城新區領頭羊的大都市新城新區,最大的問題是在體制機制上“創新發展不足”。新城新區的精髓在于“創新”。在建設“創新型國家”及“創新型城市”的大背景下,集聚了高新產業、先進科技、優秀人才的新城新區,本應成為轉變和創新城市發展方式的先鋒隊。但與數量上不斷增多的現實相反,新城新區體制機制的設立和改革創新,多是已有行政部門的兼并、升級與重組,主要目的是安置各種人員,沒有真正引入和建立符合新城新區性質和需要的行政體制機制,這是我國多數新城新區管理體制越來越僵化、缺乏應有活力和創新力的主要原因,亟待從制度和體制上加以研究和解決。

新城新區的體制機制問題不是一個新話題,各方面也都做了不少的探索。從效果評估上看,大多數新城新區的政務信息化都做的比較好,對解決城市管理中長期存在的行政效率低下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啟示我們,探索和完善新城新區的體制機制,可以緊緊抓住“智慧城市”這個牛鼻子,同時鑒于過去的智慧城市建設主要是硬件和技術產品,新城新區應在以人為本、符合新城新區發展需要的“軟件和服務”上下功夫,從政務管理擴展到智慧交通、智慧安防、智慧金融、智慧物流、智慧社區、智慧家庭、智慧教育、智慧醫療、智慧養老、智慧城管、智慧文娛等領域,以建設中國新型智慧城市為目標,徹底解決信息孤島,提高互聯互通水平和智慧決策能力,實現新城新區的“看不見的城市”和“看得見的城市”比翼齊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