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7年加入新疆風能公司算起，今年已是金風科技董事長武鋼投身中國風電事業的第31個年頭。作為一位老風電人，下過鄉、當過教師的武鋼對中國風電發展歷史有著哪些獨家記憶？又對行業未來有著怎樣的期許？

行業“種子”達坂城

中國能源報：您是怎么與風電行業結緣的？

武鋼：我中學畢業后在新疆下過鄉，大學畢業后在一所中專教授發電專業。做了4年多教師后，感覺學校生活太過安逸。我這個人天性里喜歡有挑戰性的東西。當時，社會大背景是能源危機，各國都在圍繞應對能源危機制定能源發展戰略。化石能源要經過千百年才能形成，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無處不在。在這一背景下，可再生能源產業開始受到各國重視。1985年，新疆的風電產業開始起步。1987年，我離開教師崗位正式進入風電行業，至今已經31年。

中國能源報：在您的記憶中，中國風電是從何時發展起來的？

武鋼：談到中國風電產業的起步，就不得不提到幾個風電項目，如新疆達坂城風電場、內蒙古朱日和風電場、山東榮成馬蘭風電場等，這些項目在上世紀80年代共同奏響了中國風電的序曲。

特別是達坂城風電場，在風電行業起到了“種子”的作用。在中國，凡是搞風電的人，大都去過達坂城。

見證中國風電產業起步

中國能源報：您本人直接參與了達坂城風電場的開發、建設、運營，能否給我們講講達坂城風電場背后的故事？

武鋼：1985年，是中國風電產業發展史上有特殊意義的年份，可以看作新疆乃至全國風電產業的起步之年。當時，新疆水利水電研究所在老前輩王文啟的帶領下，進行風力發電的探索。

1985年11月，王文啟隨同時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副主席黃寶璋、新疆水利廳和水電部農電司等相關負責人一起參加了水電部組織的赴歐洲風電考察團，并從國外購買了丹麥Wincon公司的風電機組，回國進行初步試驗。1986年12月，在達坂城谷地的柴窩堡湖畔建立了風力發電試驗站。當時風電機組的發電表現很好，年設備利用小時數達到3000小時。這么好的運行業績立刻引發了歐洲同行的關注。隨后利用320萬美元丹麥方面的贈款，進口Bonus公司13臺150千瓦失速型風電機組與1臺Wincon公司100千瓦機組，于1989年10月建成總裝機為2050千瓦的新疆達坂城風電場，成為當時中國乃至亞洲規模最大的風電場。

1992年，新疆自治區電力局引進丹麥政府混合貸款，開始建設達坂城風電場二期，并于1994年12月建成投運。其裝機達到10.1兆瓦，成為中國第一家裝機突破1萬千瓦的風電場，其中包括4臺Bonus500千瓦、葉輪直徑35米的失速型機組，為當時全國單機容量最大。1995年，電力工業部專門在達坂城主持召開現場會，總結推廣經驗，加快推動全國風電開發利用。

中國能源報：正是諸如達坂城這些早期的風電項目，帶動了中國風電裝備制造的興起。達坂城風電場是如何支撐國產化裝備研制的？

武鋼：我剛進入風電行業的時候，陸上風電單位造價成本超過17000元，單位千瓦設備成本達9000元，如此高昂的成本提醒著中國風電人，必須進行設備的國產化研制工作。

2000年前的達坂城風電場主要依靠進口設備，因此，可以看到歐洲早期十多家風電廠商的機型。1995-1996年，德國政府推出了“黃金計劃”，提供設備價格2/3的贈款援助，支持發展中國家建設風力發電和其他新能源項目。經過努力，我們抓住了這次難得的機遇，通過“黃金計劃”的3個項目擴建達坂城風電一期，引進了3個廠家的8臺大型風電機組，包括當時比較著名的Tacke、Jacbos等公司的產品，為進行大型風電機組國產化研制奠定了技術和思想條件。

達坂城風電場同時也是最早應用國產風機設備的風電場。1998年，金風科技前身——新疆新風科工貿有限公司成立；同年與新疆風能公司、新疆風能研究所共同承擔科技部“九五”攻關項目——600千瓦國產風力發電機組的研制，在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的基礎上，堅持依據中國國情進行改進和創新，并在達坂城風電場投運，標志風機國產化邁出第一步。正是在達坂城風電場的應用，帶動了國產600千瓦風電機組在規模化、市場化方面取得了良好業績。

從源頭上講，金風科技是脫胎于風電投資商、開發商、運營商，轉型成為設備制造商的。正是因為從一開始就具有“客戶”的基因，企業才走到今天的高度。

以史為鑒面向未來

中國能源報：回顧幾十年的發展歷史，您認為中國風電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

武鋼：中國風電的成就不僅僅體現在裝機容量的變化上，它在世界上創造了一個奇跡，就是實現了風力發電的規模化發展。早期國外陸上風電基本是分布式，而中國把千萬千瓦級大基地的規模化發展變成了現實。這在提升產業水平、降低制造成本、帶動產業鏈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風電產業取得的另一重大成就是，通過項目牽引，帶動了裝備制造業、服務業、金融業的協同發展，帶動中國成為最大的風電零部件制造供應鏈基地。目前來看，中國風電產業鏈的完整性、系統性處于世界領先水平。

中國能源報：那么，以史為鑒，有沒有可以汲取的經驗和教訓？

武鋼：我認為在中國風電發展歷程中，有關政策在引導和規范風電市場秩序，保障行業健康發展方面發揮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例如：特許權招標、《可再生能源法》的頒布實施、風電機組國產化率70%的政策、風電電價政策等。

整體上看，宏觀調控政策的節奏把握得很好，有序推進。在產業探索階段，沒有把電價提得太高，既避免了行業過熱又帶動了民族制造業的崛起；在《可再生能源法》實施之后的10年，標桿電價等相關政策促使行業快速發展起來；現階段，產業具備了一定規模，政策導向是進入補貼逐步退坡時期。

回頭看，正是當初70%國產化率的要求，為中國風電裝備制造業贏得了寶貴的3—5年時間，奠定了風電“中國制造”的基礎，增強了行業抵抗風險的能力。

因此，立足長遠，仍希望政策在調整過程中注重連續性、穩定性，為行業的可持續提供保障。

中國能源報：面向未來，該如何處理風電等可再生能源和化石能源的關系？

武鋼：在全球的能源轉型進程中，我對可再生能源的未來發展充滿信心。風電是最具商業競爭力的可再生能源，全球陸上風電成本已經低于火電成本，中國陸上風電成本已經接近火電成本。

必須強調的是，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離不開化石能源。正是因為有了化石能源承擔著電網安全、穩定、可持續供電的職責，可再生能源才能持續健康發展。

舉個單的例子，相比其他各種儲能，火電調峰實際上是最經濟的。因此，在逐步減少化石能源使用的同時，也要給予火電承擔輔助服務的合理電價補償，科學合理提高火電電價。只有這樣，才能形成自然的市場生態，促進我國“風火同價”目標實現。

未來，風電必將成為既安全可靠，又經濟清潔，廣受消費者歡迎的發電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