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博庭  2017-10-25  在四川省水力發電學會2017年學術交流會上的發言）     

    摘要：根據能源革命的“第一步，低碳取代高碳（油氣取代煤炭），第二步，無碳取代有碳（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規律，我們應該盡快地將電力發展政策調整為：“優化調整火電、積極發展水電、大力發展非水可再生能源，和安全發展核電”也就說在電力政策上，我們既要適應經濟新常態的到來，又要明確體現能源革命的方向，同時還要為我國落實巴黎協定做好鋪墊。即：從政策上就明確規定，在電力產能嚴重過剩的現實面前，化石能源不僅不能再無序發展，而且一定要進行調整（轉型）。只有非化石能源才應該大力發展。這種政策調整的具體實施，也就是我們電力行業亟需的供給側改革。

關鍵詞：水電棄水開發降速 無序擴張 產能過剩

一、我國水電成績斐然 但也遭遇到了新挑戰
    經過改革開放之后的快速發展，目前我國的水電建設的水平，成就，已經舉世矚目。
截止到2016年底我國水電裝機已達到33207萬千瓦，年發電量11748億度。這個總量已經接近全球的水電的1/3。在水電建設的技術方面，前不久我國剛剛開工的白鶴灘水電站，不僅是目前世界上在建的最大水電站，而且還刷新了多項水電科技的世界之最。
    例如，全世界最大的百萬千瓦級的水電機組將安裝在白鶴灘。與此同時，由于我國的水電建設水平、技術的全面領先，目前全球一半以上的在建水電工程都是由我國的工程技術人員承建。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已經成我國一帶一路走出去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可以說是我國在國際市場占比份額最高的國家名片。
    然而，在我國水電取得了巨大的成績的同時，我們水電的發展也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問題。首先，隨著我國經濟新常態的到來，西南地區水電棄水的問題日趨嚴重。其次，由于水電的棄水嚴重，一些水電企業經營困難，我國的水電開發已經明顯減速。
    2016年我們業內眼看著嚴重的水電棄水十分焦急，但社會上的媒體卻只提棄風、棄光，幾乎沒人關注更我國嚴重的可再生能源的損失---棄水問題。為此我會在組織專家調研的基礎上，曾給國家有關部門上書反映問題，并得到了中央領導的批示。因此，在今年3月的兩會期間。不僅比棄風、棄光更嚴重的棄水問題被首次被披露，而且，總理還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正式提出了煤電要去產能的要求。

二、水電棄水與“西電東送”
    最近，國網的董事長舒印彪在第四屆國際能源論壇上指出“超過40%的新能源棄電量是由于省間的市場壁壘造成的”。也就是說，新能源的電能質量不夠好，價格過高等等諸多方面的不利因素，最多只能占棄電原因的一半左右。為何省際壁壘會造成嚴重的新能源棄電？因為，目前我國經濟處在新常態下，各地的電力需求增長普遍落后于電力產能的增速。如果沒有全國的統一規劃、調度，各地方難免就會把拉動本地的GDP（即便是煤電）放在消納外省市的清潔能源之前。可見，出現省際壁壘背后的根本原因，其實是我國電力產能的嚴重過剩。
    如果客觀的分析一下，對于水電的棄水來說，這個“省際壁壘”的影響因素可以說是高達90%以上。因為，水電的電能質量和價格都沒有什么問題，所以，在各個省的省內，自己的水電都不會被無緣無故的棄掉。只有在四川和云南這兩個水電必須要送出才能平衡消納的水電大省，才會出現非常嚴重的水電棄水。其實，目前的省際壁壘不但影響短期的送電、售電，也同樣壁壘著新的電力通道的建設。所以，我們目前所面臨的水電外送通道建設不配套的根本原因，也是由于壁壘。然而，為什么會出現壁壘？因為我國的電力產能已經普遍過剩，大家都想把有限的市場留給自己。
    我們一定還記得2010年左右的時候，由于煤價居高不下，不少煤電企業發電越多，虧損越大，所以普遍不愿意多發電，導致全國的電力供應普遍吃緊。那時候，有些省就曾通過媒體表達了對大量的西部水電送到上海的不滿。別看這個市場驅動下的不經意的舉動，對我國水電發展的影響卻是顛覆性的。從此以后，我們西電東送的國家能源戰略，開始了從政府計劃向市場協商的轉變。

三、電力“不可能三角形”與市場化改革
    現在由于經濟新常態的到來，情況正好翻過來，電力供給大于需求了。各省之間的爭電現象，已經變成了市場壁壘。在國家的政策要求下，省際間原來已有送電協議的水電，還能勉強執行，但是，要想新增水電送電量（包括建設新的輸電線路），基本上是非常困難的。然而，我國西南地區根據原有的國家規劃，已經開發建設了的水電，還正在陸續以每年上千萬千瓦的速度不斷投產著，所以，如果解決不了省際壁壘的問題，我國西南水電的棄水矛盾，不僅暫時無解，而且可能會越來越嚴重。
    從國家戰略的層面上看，我國電力市場的省際壁壘，壘壁的其實是國家“西電東送”能源戰略的實施。目前，我們對西電東送能源戰略重要性的認識，沒有任何分歧，但是，對于到底應該如何實施這一戰略？則出現了較大的分歧。
    在電力體制改革開放的初期，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非常統一，必須要靠政府的行政力量來推動“西電東送”。電力體制改革之后，利用市場的手段實施“西電東送”無疑是未來的一個發展方向。特別是在電力緊張的時候，所出現的個別省份認為西部水電東送，對西部的發展不夠公平的意見，無疑也加速了能源管理部門把西電東送的責任，移交給市場的決心和速度。
    然而，市場的作用畢竟是有限的，它主要是依靠價值規律起作用。曾有研究認為，電力行業的“供電安全”、“能源結構”和“經濟效益”三個方面，存在著不可能同時獲得最優的“電力不可能三角形”。因此，在我們能源電力領域內，安全、結構、和效益這個電力不可能三角形當中，單純的依靠市場往往只能有利于效益的提高，而對安全和結構方面都不能進行有效的調控。也就是說在電力結構方面，簡單的市場化很難有助于調整電力結構。例如，當前我們風能、太陽能發電的成本，還很難達到“平價”，因此，目前想依靠市場的調節，就實現西部清潔電力的東送，基本上是天方夜談的幻想。
    當然，也并不是說市場化手段就不能用于能源結構的調整。例如，西方國家當年發明的CDM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就是一種利用市場化的手段推進能源結構調整的具體方式。在這種機制下，西方發達國家所推行的市場經濟，非但沒有阻礙風能、光伏這類價格昂貴的新能源的發展，反而促使他們紛紛作出了煤電徹底退出時間表?？梢姡行У氖袌龌⒎侵皇钦压芾淼呢熑瓮平o市場，而是政府要通過制定市場規則，讓政府調控的目標，通過市場手段得以實現。
    我們國家的西電東送能源戰略，也完全可以通過市場來實現，但是，必須要有相應的配套措施。例如，對發電企業征收碳排放稅，或者對各地規定碳排放指標，一旦超過，就需要付費購買（類似CDM）等等。在沒有這些配套措施的情況下，就把西電東送的國家戰略簡單的推給市場，這對于國家能源結構的調整來說，難免會受到過度市場化的不利影響。我國當前所出現的省際壁壘和嚴重的“三棄”問題，本質上都與這種市場化的冒進有關。
    盡管我們推進簡政放權的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一點都沒有錯。但是，如果我們簡單地為了改革而改革，為了簡政放權而下放審批權，在沒有相應的配套措施出臺的情況下，就急于把宏觀調控的責任交給市場，難免就會造成我們電力行業當前的煤電產能嚴重過剩，清潔能源發展遭遇困境等等一系列的問題。

四、水電開發已降速 等待政府出手
    解決目前的這些問題，除了政府進行干預，幾乎沒有別的更好辦法。例如，加強對全國的電力規劃和“西電東送”的行政管理，直接用行政手段解決“西電東送”中的省際壁壘難題，等到我們相應的配套措施陸續出臺以后，再逐步推進市場化的改革。
    去年當我們的專家上報了棄水和煤電產能過剩的問題并得到了中央領導的批示之后，發改委和國家能源局解決具體問題的方式，其實就是用的這種辦法。例如，點名叫停了一批煤電項目（盡管這些項目的審批權已經下放到?。?。同時還要求江西省按照原有的國家規劃，繼續作為“雅中直流”的落地點，接受西部雅礱江的水電（這相當于恢復用行政手段保障西電東送的戰略實施）。前幾天國家發改委和國家能源局還專門發出了“促進西部水電消納”的1830號文件，開始加大消納水電的行政管理的力度，破除“省際壁壘”的局限。
    總之，要想消除當前我國電力市場的省際壁壘，解決清潔能源的消納難題，目前最有效的的辦法就是發揮出政府在“西電東送”戰略中的主導作用。在全國范圍內解決清潔能源優先消納的問題，同時還需要大力推進供給側改革，盡快解決好各地已經過剩的煤電產能還在不增長的問題。
    目前，國家1830號文件的出臺，已經解決了政府加強監管的問題，但效果如何，還有待于觀察。因為，我們還面臨著加速電力行業的供給側改革的艱巨任務。面對當前我國電力產能嚴重過剩的困難狀況，讓水電開發也降速幾乎是我們水電人自己唯一能做的選擇。為此，從十二五規劃中要求水電新開工1.2億千瓦，到十三五的0.6億千瓦來看，我們水電開發已經降速一倍。同時，由于水電嚴重棄水導致的水電企業效益下降，也讓很多企業失去了開發建設新水電站的積極性和經濟能力。
    不過，水電的降速也不可能解決太大的問題，因為，我們水電開發的降速作用，遠遠抵消不了我國煤電裝機的快速增長。例如，按照我國十三五煤電控制增加2億千瓦以內的規劃，煤電的增速至少將達到每年4000萬。僅此一項，我國電力產能過剩局面以及棄水、棄風、棄光等三棄的問題就很難會有好轉。因此，就連我們最新頒布的1870號文件，也只能說“力爭在十三五后期不再新增棄水問題”。也就是說，在十三五的前期還要增加棄水的問題，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認識到，降低水電開發的速度，對國家長期的可持續發展將會有諸多不利的副作用。首先，這與我國要積極發展水電、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的能源政策就背道而馳。不僅水電本身就是我們當前最主要的可再生能源來源，而且，由于目前我們化學儲能的技術，還非常不成熟，所以，在電網中能夠很好的解決風能、太陽能等間歇性的可再生能源入網的，就是高度可調節的水電（包括抽水蓄能）。因此，如果我國的水電發展不好，肯定會在很大程度上制約我國的風、光等新能源的發展和能源轉型。

五、水電開發降速的代價巨大
    要知道當前我國能源轉型的任務不僅十分迫切，而且還十分艱巨。為滿足聯合國提出的本世紀末控制地球的溫升不超過2度，各國須在2100年實現凈零排放（碳源等于碳匯）的要求，我國在2014年的APAC會議前，做出了在2030年非化石能源的比重達到20% 的承諾。此后，在2016年的G20 峰會前，我國又正式宣布批準了巴黎協定。不過，這一次我國并沒有再公布實現巴黎協定的具體路線圖。實際上，巴黎協定的減排規定，比原來聯合國的要求又提高了很多。
    從原來的本世紀控制溫升2度，提高到了溫升要爭取控制在1.5度內。為此，協議要求各協議國在本世紀下半葉，就實現凈零排放。具體來說，也就是在我國2030年非化石能源達到20%的基礎上，我們需要在2050年以后的某一個時間，就達到凈零排放。對此，我們電力行業似乎從來也沒有考慮過如何對接巴黎協定。要知道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幾乎還沒有一個國家，不是把徹底關閉煤電作為實現凈零排放排放的基本前提。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敢把減排的“寶”押在煤電的“碳捕捉、碳封存”商業化成功上。
    如果這樣反推回去，既然我國已經承諾要在本世紀下半葉（2050年后）就實現凈零排放，那么是不是就意味著，在此之前我們也必須徹底關閉所有的煤電呢？雖然目前只有歐美等發達國家已經公開表態要在2025年至2050年前就徹底關閉煤電，我們還沒有正式表態。但是，既然我們簽署了巴黎協定，其實也就是預示著，我國也要在2050年后的某一天，徹底的關閉我國境內的所有煤電。對于這個尖銳的問題，我們的電力界，似乎從來都沒有認真討論過。但是，根據國際社會的普遍經驗，我們如要想落實巴黎協定，即使最保守的估計，也必須要在2060到2090年之間，關閉境內所有的煤電。屆時水電和各種可再生能源必將要承擔起保障我國能源安全的歷史的重任。因此，如果從長遠看，我們今天為了能遷就一些無序擴張的煤電，就讓我國的水電和非水可再生能源發展降速的損失和代價，實在是有點太大了。
    除此之外，我國的水資源開發程度目前還不太高，我國的水庫調蓄能力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非常大的差距。以前，由于我國的電力供應緊張，水電開發的市場基本上都有保障，所以，我們采用了用市場化的水電開發帶動我國水資源開發的策略。但是，如果情況本身發生變化了，水電本身已經沒辦法在市場化的條件自我發展下去了，那么我們國家的水資源開發建設，是關系到水資源保障和國計民生的大事，絕不應該因為水電市場的受阻而停滯不前。所以，必要的時候，我們很可能需要調整相應的政策，用水資源（水利）開發反過來帶動水電的開發。
    總之，目前由于電力產能過剩問題一時難解決，我國的水電發展已經再次進入低谷期。盡管這是我們非常不原意看到的，但我們也只能無奈的接受這些現實，因為目前我們水電所面臨的問題，已經不是水電界自己能解決的。

六、誤導宣傳是煤電無序擴張的推手
    筆者認為：當前我們電力界的一系列問題，既有管理部門在條件還不夠成熟的情況下，就把電力的發展和規劃推向了市場的操之過急，更有我們對能源革命和電力轉型的認識上的缺位。對于前一個問題，因為已經有了1830號文件，可以說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決。目前所欠缺的是我們能源革命意識的覺醒。
    在我國，由于歷史的原因，目前我國的煤電無論從量上，還是質上都是我們當前最重要的電力安全保障。所以，我國電力行業的人士在觀念上最重視、甚至最推崇煤電是必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我們也要認識到，我們當前的能源革命電力轉型，要改變的恰恰是某些傳統的觀念。去年由多國能源部長在我國蘇州的會議上達成的關于能源轉型的“蘇州共識”非常明確的強調，能源革命電力轉型的核心，就是“主體能源的變更”。這是不是在告訴我們：越是今天的主體能源，越要面臨著轉型？這才是能源革命的關鍵意義所在。
    當然，能源革命也是要分步驟、分階段的。針對我國具體情況，在能源革命的初期，煤碳的清潔高效利用確實也是我們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但是，在能源領域內，煤碳的清潔高效利用的作用畢竟是有限的，不可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否則，多國的能源部長們也就不需要達成一個主體能源必須變更的“蘇州共識”。然而，當前我們行業內的一種傾向，就是過分的夸大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階段性作用，甚至以此來否定、抗拒主體能源必須變更的能源革命。例如，我們對煤電超低排放改造的一些過度宣傳。
    我國煤電的超低排放改造，的確非常重要，因為我國的煤電量非常大，所造成的污染也非常嚴重。所以，我們的環保部門對煤電排放中的三項最嚴重的污染物，采用了天然氣發電的排放指標，絕對是有利于我國環境污染治理的好事。但是，遺憾的是，我們的一些宣傳，卻喜歡魚目混珠的宣傳說“我國的煤電排放已經先進到了比天然氣還要低”的地步。以至于我們常常把超低排放的煤電，當作比天然氣還清潔的能源，而理直氣壯地大力發展。
    事實上，我們所謂的煤電的超低排放，只是對我國環保部所規定的“粉塵、硫和氮”這三項污染物，理論上能做到比天然氣發電的排放還要低。但是，實際上煤電排放的污染物種類多達十幾種，其中有些污染物雖然我們也知道其危害很大，但是，目前我們還沒辦法進行處理（例如，汞以及國際社會極為關注的二氧化碳等）。發達國家為何幾乎都會作出最終要關閉煤電的決定呢？就是因為他們知道煤電的污染和排放，在技術上是無法徹底解決的難題。
其實，我們國家的環境部門也是非常清楚這一點的，否則，為什么會要求北京地區的大氣治理，一定要嚴格的實行“煤改氣”？如果我們煤電的超低排放，真的能比天然氣還低，我們是不是應該反過來要求“氣改煤”才對呢？
    2015年在澳門召開的第四屆國際清潔能源論壇上，一位資深的煤炭學者曾分析指出：“煤炭是多份子聚合物，一旦簡單的燃燒后，各種氧化物的成分十分復雜，不可能再去一一治理好。所以，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根本出路，在于由‘燃料’變成‘原料’。需要用分子級的煤化工技術先對煤炭進行化學處理。打斷其大分子鏈，分別提取之后，煤炭成分復雜劣勢將轉變為優勢。它將是最豐富的化工原料，其產值將比目前的簡單燃燒，高出數百倍”。所以，他大聲疾呼大量的煤炭被當作燃料簡單的燒掉，不僅根本無法治理好各種污染和排放，而且還是極其嚴重的浪費。
    同樣，我們煤電的超低排放改造，只不過是我們在當前還不得不大量的利用煤電的情況下的，一種減少部分污染的補救措施，不可能改變煤炭不宜作為燃料的根本缺陷。對于當前所提倡的煤電超低排放改造，筆者也并不否認其改造本身的正確性和重要性，只是想提醒我們對這一政策的宣傳不過度。不要讓社會產生煤電是比天然氣的排放還要低的清潔能源的誤解。
    一方面，煤電超低排放解決的的僅僅是眾多污染物中三項而已。另一方面，即便就這三項“超低排放”的參照物也只是指標，而不是實際。例如，據查北京某燃氣電廠的氮氧化物實際排放只有10到15毫克/立方米（其它兩項粉塵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幾乎為零），然而我們國家氣電的氮氧化物排放指標則是50毫克。在很多宣傳中，我們超低排放的燃煤電廠，對比的參照物都是燃氣發電的指標，而不是氣電廠的實際排放。因此，確切地說，所謂“超低排放的煤電比燃氣排放還要低”的說法，只是一種利用指標參數的炒作，在現實當中基本上是難以實現的。
    實際上，煤電的污染和排放，還是要比天然氣發電嚴重的多（尤其是二氧化碳）。因此，所謂煤電的超低排放技術，不可能改變能源革命的（第一步，油氣取代煤炭）方向。我們要認識到，發達國家幾乎一致實施關閉煤電的能源策略，即不是因為他們的煤炭資源不如我們豐富，也不是由于他們的煤電技術不如我們先進，而是他們尊重科學、尊重事實所作出來的必然選擇。
    同時，我們也應該相信地方政府的執政能力和水平，如果我們告訴他們真實、準確的煤電信息。他們中的大多數一定會做出明智的選擇。筆者認為：如果我們的誤導宣傳沒有讓一些地方的決策部門，誤以為他們拉動GDP所要發展的煤電,是比天然氣還優質的清潔能源，完全符合能源革命的方向的誤解，恐怕就不會出現，我們不斷的發文件也控制不住各地煤電的無序增長?？傊?，客觀地分析，我國當前各地的煤電建設無序擴張、屢禁不止的最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我們行對煤電的一些誤導宣傳。
    大家也可以想想，如果煤電經過超低排放的改造就變成清潔能源了，那么，我們整個人類社會還有能源革命、電力轉型的必要嗎？

七、正視電力產能的過剩推進供給側改革
    一般來說，我們作為水電工作者，似乎不應該去過多的評論煤電產能過剩的問題。不過，此時此刻，筆者則認為，即便我們水電工作者已經把該做的事情都做了（例如，忍受棄水損失，降低發展速度），但如果電力行業產能嚴重過剩的根本問題不解決，我們水電的困局，仍然是無解。
    不幸的是，目前在我們電力行業內部，還有不少人為了讓煤電的無序擴張合法化，至今還不肯承認電力產能已經過剩。例如，對于李克強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要淘汰、停建、緩建煤電產能5000萬千瓦以上，以防范化解煤電產能過剩風險，提高煤電行業效率，優化能源結構，為清潔能源發展騰空間。”的明確指示，還有人在振振有詞的解釋說“我國的電力產能，還并不存在著過剩。你看，連總理也僅僅說是‘風險’嘛”。
    實際上，我國電力行業的產能過剩已經相當嚴重。在嚴重的“三棄”同時，我國煤電機組的平均利用小時已經降到了4100多。按照設計的5500小時所核定的電價中，含有6%到8%的企業利潤計算（同時假定占成本70%的煤炭價格保持不變），如果運行小時降到了4100多，煤電企業的虧損應該是必然的。除非是煤價的成本降低了或者是上網電價提高了。所以，目前我國煤電企業的大面積虧損，是否有煤價過高的原因？還真不一定。但是，利用小時過低（產能過剩）導致虧損的因素，則是毫無疑義的。所以，我國煤電的去產能要解決的不僅是“三棄”的問題，更是要解決煤電本身的難題。也可以說我們電力行業的供給側改革，已經迫在眉睫。
    為了推進供給側的改革，筆者認為：我們的電力政策也需要有所調整。以往我們國家的電力能源政策是“優化發展火電、積極發展水電、大力發展非水可再生能源，安全發展核電”。這個政策在我國的經濟騰飛期，在我們簽署巴黎協定之前，的確是非常正確的。但是，今天看來這個政策不僅沒有體現出能源革命電力轉型的方向，而且，在我們進入經濟新常態之后，如果各種電力仍然還都不斷地去發展，那么產能過剩的矛盾，只能會越來越尖銳。與此同時，這種沒有區別的全部都“發展”，那么顯然供給側改革也無從談起其。所以，進入新常態之后，我國以往要全面發展各種電力的政策，迫切需要進行調整。

結語
   筆者以為：根據能源革命的“第一步，低碳取代高碳（油氣取代煤炭），第二步，無碳取代有碳（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規律，我們應該盡快地將電力發展政策調整為：
“優化調整火電、積極發展水電、大力發展非水可再生能源，和安全發展核電”也就說在電力政策上，我們既要適應經濟新常態的到來，又要明確體現能源革命的方向，同時還要為我國落實巴黎協定做好鋪墊。
    即：從政策上就明確規定，在電力產能嚴重過剩的現實面前，化石能源不僅不能再無序發展，而且一定要進行調整（轉型）。只有非化石能源才應該大力發展。這種政策調整的具體實施，也就是我們電力行業亟需的供給側改革。
    請大家相信，就好像發改委1830號文件，給我們帶來的意外驚喜一樣。這樣一種與時俱進的政策調整和供給側改革，也絕對不會太遠。因為，我們要想落實巴黎協定的國際承諾，這是一定必然的選擇。總之，我國的水電事業前途光明，且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