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學，大家好！今天是這學期開課的第一講，很高興能夠到北大法學院來和各位同學一起探討問題。學校講的東西一般都是過去時，學法律的也是這樣，難得薛院長找到我這個一直搞研究的人來給大家探討一個比較前衛的問題。應該說我們現在的很多規則，都是在兩百年的工業社會沿襲下形成的，現在，由于信息生產力的發展，使得很多東西不太適應了。所以今天我們這節課，就先從信息生產力開始。我準備講五個問題：

信息生產力時代

信息經濟來襲

影響信息生產力發展的因素

傳統思維和路徑依賴

社會變革的十大趨勢

　　其中一些內容我在南京講過，后來有人在微博私信我，說聽過后感覺很“驚艷”!我不懂什么意思，大概是有些另類吧，所以如果講得不好做了誤導，向薛院長檢討，也歡迎大家隨時打斷拍磚，我們進行討論。

信息生產力時代

　　現在無論學什么，都離不開信息，信息科學，信息技術，信息產業，信息經濟，信息消費，信息社會，信息哲學，幾乎涵蓋了所有領域。那么什么是信息？我國信息論專家，北京郵電大學前副校長鐘義信教授說，“信息就是事物變化狀態與方式”或者“事物變化的狀態與方式的自我表述”。如果我發出一個連續的“啊—”的聲音，就沒有承載什么信息，如果我發出一個變化的“啊～”字來，就包含了某些信息，很可能是表示疑問、或者驚訝。所以我認為，從更通俗的社會學層面看，“信息就是事物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宇宙之初，只存在一種宇宙之湯，上下左右沒有什么差異，也就沒有什么信息。隨著逐漸膨脹和冷卻，開始出現夸克、多種基本粒子，差異越來越大，信息也就越來越多。人類社會也是這樣，開始非常簡單，經過長期演化，社會日益多元。所以我認為，“信息社會就是多元化、多樣性的社會”，它是一種客觀趨勢，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轉移的社會存在。

　　現代信息技術有三大突破，光纖、集成電路、互聯網。首先是光纖，成本下降非常快，20年前我在國家光導纖維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那時候搞六芯多模光纜，一公里兩萬元的制造成本，現在就一千多元，成本下降幾十倍的同時，功能提高了上萬倍。關于集成電路，有個摩爾定律，說的是芯片的集成度每18個月翻一番，成本下降一倍。有人說這個定律已經失效，因為線間密度已經接近理論極限，后來用了量子轟擊技術，幾次突破理論極限，線間密度可以小于激光的波長。現在可以將手機做到米粒大小，甚至可植入人的皮膚之內，現代醫學已經可以將微型芯片直入大腦使盲人復明。最近英特公司創始人摩爾說，摩爾定律至少還可以有效發展10年。但我認為即使將來失效也會有更高級的如蛋白生物技術取代，可能會超越摩爾定律。第三個突破是互聯網，它的組網技術滲透了很多高新技術，未來移動物聯網會是永遠在線，泛在網絡，無處不在，不存在按時間和流量收費問題，網絡就會同人體器官一樣一直存在。現在業界很多人還沒有弄明白這個趨勢，還在忽悠人們怎么節省上網時間，節省上網流量，真是胡扯！現在的技術已經做到用意念來控制計算機的光標，這樣可以做很多事，當然真正代替人腦還有許多哲學和倫理問題需要討論。

　　信息化這個詞1962年就有人提出來了，但真正形成社會行動是在70年代，主要是光纖和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發明都是70年以后的事。目前世界信息化浪潮大概經歷了兩個階段，1975年到1995年的信息交流階段，1995年到2010年的信息媒體階段。2010年開始進入了以大數據、物聯網、寬帶、云服務、3D打印為標志的直接為生產服務的第三階段。

　　社會生產力由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對象三要素組成。“信息生產力就是由信息（或知識）勞動者，以信息技術和信息網絡作為勞動工具，以信息資源為勞動對象而形成的新型的社會化的生產能力”，其中最核心的是以移動物聯網為代表的信息網絡。

　　信息的傳輸技術現在用光纖，20年前主要還是銅線電纜，中國因為銅線電纜鋪的少，后來很快拆掉，全部換成光纜了。利用后發優勢實現跨越發展，在網絡規模和裝備的先進程度上都一度超過了歐洲和美國。交換平臺過去是機械交換機，后來改為計算機程控交換機，現在是云服務器和路由器；接入方式現在主要是光纖到戶，一秒鐘100M—1000M以上的帶寬，在這個基礎上形成wifi和3G、4G/5G移動接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都是100多米一個移動基站，全國需要幾百萬個移動基站。

　　1995年尼葛洛龐蒂提出“天地轉換”概念，就是原來的洲際用的通信衛星改為海底光纜，衛星通信則用于短距離難以架設光纜的地形下使用。以前有人提出將大量數據存儲功能推到接入終端，以節省傳輸成本，后來沒有實現，只能將大量數據放到“云平臺”上讓大家實時共享。我國有位院士曾提出“非對稱性百姓網”的概念，他設想在傳輸通道空閑時將數據用廣播方式傳到胖終端，需要時在自己的終端里邊尋找信息。我當時就和他討論說這不是發展趨勢。胖平臺，瘦終端，協同共享才代表發展方向。

　　信息生產力與工業生產力有許多根本區別。工業生產力發展需要以鋼鐵、石油、水泥、稀有金屬做為基礎資源，會造成資源稀缺，成本遞增和增長極限。信息生產力則不一樣，它的主要資源是沙子（硅）和知識，信息生產力發展不會造成資源稀缺，邊際成本是遞減的甚至可以趨于零，發展是可持續的。從社會學上講，工業生產力是靠精英壟斷，嫌貧愛富的，信息生產力是靠協同共享，普遍受益的。

　　關于時代的討論。社會上說法很多，有人說現在是計算機時代，有人說是原子時代，有人說是航天時代，也有人說是知識經濟、生態經濟時代。究竟如何劃分？我主張還是按照社會核心生產力的階段來劃分，人類社會經過以耕牛鐮刀為標志的農業時代，蒸汽、電力為標志的工業時代，正在進入以互聯網為標志的信息生產力時代。馬克思說過，“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別不在于生產什么，而在于怎樣生產，用什么生產資料生產”，“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那么互聯網磨產生的又是什么社會？我想一定是以信息或知識勞動者為首的，公平、和諧的信息社會。

信息經濟來襲

　　李克強總理去年提出要大力發展信息消費，今年習近平主席更是多次談到要發展信息經濟。但是有人認為，房地產和金融業才是拉動我國經濟的火車頭。他們說，發展房地產是一場沒有輸家的游戲，因為開發商賺了，政府賺了，賣房的賺了，買房的升值了，拉動了建材業、家裝業、家具業，金融業和GDP，因此，“這個游戲應該長期進行下去”。我認為房地產是大量消耗物質資源的產業，到一定階段，人們不可能無限占有房地產，正如前印度總理甘地所言，“地球上的資源可以滿足人類需求，但不可能滿足人類的貪婪”。有人做過統計，全國房地產存量達每人60平米，已經總體過剩，主要是分配不均。不要等到像鋼鐵產量嚴重過剩那樣，再使勁限產。

　　發展信息經濟和信息消費，不但可以擴大國民經濟的新發展空間，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國民經濟的質量。我們有一項研究結果表明，信息消費每增加10%，單位GDP能耗下降1.8%，物耗下降1.4%。世界上只有物質、能量、信息，這三中最基本的資源，它們是可以相互置換的，信息消費不足，就會過多消費物質和能量，反之也然。不論人們愿不愿意，現代信息技術都會向生產、生活各個領域快速滲透，形成“以信息產業為主導，以信息生產和信息服務為主體的新經濟”。一個重要原理，就是“邊際成本為零”，例如一首好聽的歌，一個人聽和一億人同時聽，成本不變。微軟開發的Windows系統，總成本假如是一千萬美元，一個人下載使用和10億人同時下載使用，成本還是這一千萬美元。

　　信息技術有三個定律：摩爾定律、吉爾德定律、邁特卡夫定律。摩爾定律講集成電路的成本18個月翻番，成本下降一倍，吉爾德定律講光導纖維的帶寬6個月翻番，成本越來越低，邁特卡夫定律講的是網絡的功能與節點數的平方成正比，用戶越多，功能就越強大。一張網只有兩個人，不是你找我，就是我找你，價值很低。如果是4個人在網絡里就出來16種可能，100個人就是10000種可能，價值呈指數上升。而蒸汽機技術和電力技術都沒有這種規律，或者恰恰相反。換個方式來理解，信息網絡的新用戶進來，網絡價值提升，單位成本下降，給原來的用戶帶來好處。而在物質、能源和交通領域，新消費者進來，只能增加擁堵，提高成本。

　　信息經濟也有三個定律：一是達維多定律：在細分市場里，引領者（或發明者）能占據50%的市場利潤，第二名和第三名分享其余，第四名基本是無效勞動。這就是只有金牌、銀牌、銅牌，沒有鐵牌。二是新泰爾定律：原來有人說在信息產業鏈中是“管道為王”，所以做電信的公司很牛，當時瀛海威想做互聯網，電信不給他通道，死掉了。現在呢？大家知道阿里和騰訊的市值都已經超過移動。所以移動也不能像對付瀛海威那樣了，只能平等協商，互利共贏。因為你有你的優勢，我有我的優勢，必須組合起來才能形成完整的服務體系，誰也離不開誰。這樣就形成了新泰爾定律的格局。三是高氏比特需求定律：主要是講，出現了比特悖論，最重要、最有價值的信息，比如加急電報，指揮控制指令往往只有幾個比特，可是價值及其重要；而用處不大、價值不高的信息，比如視頻游戲，視頻聊天，卻需要占有超大的數據流量。這些定律，都是做信息經濟必須懂得并且熟練掌握的規律。

　　現在許多人都在講互聯網思維，但每個人的講法都不一樣。有人總結出七種、八種思維，我認為都是憑著個人一些感受提出來的，很多不是互聯網時代獨有的思維模式，所以很可能站不住腳。比如創新思維，快魚吃慢魚思維，在互聯網之前就有哇！再比如“羊毛豬身”就是轉移支付嘛，再比如免費服務，都是有條件的，并非真正的免費，實際上還是一種營銷機巧。

　　我一直強調的是互聯網精神，而互聯網精神相對比較客觀。那就是兼容、共享的開放精神；扁平、互動的平等精神；關聯、互利的普惠精神。因為不開放就不能兼容，你不容納我進來，你也形不成完整的生產力。比如上網買東西，需要無線、有線網絡接入，需要光纖甚至衛星傳輸，需要電商服務平臺，需要各個網店賣家線上線下配合，還需要支付平臺和強大的物流體系支撐，少了誰都做不起來。

　　它們都是有悖于農業、工業生產力的時代精神的。 比如，耕牛生產力時代的主要特征是分散封閉，機器生產力時代的主要特征是集中壟斷，而互聯網的重要特征是關聯互動。互聯網主體們必須做到兼容、共享、扁平、互動才能形成社會化的信息生產力。

　　前面主要講的是信息經濟的時代特征，下面我們講信息生產力對社會發展的深遠影響。

　　信息生產力正在對社會經濟形成了全面沖擊。包括工業、農業、能源、交通，城市建設、金融，以及社會結構、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甚至勞動就業方式。

　　---農業生產精準化。需要施多少肥，需要澆多少水，利用互聯網都可以實現實時檢測和控制。我們曾幫助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做過農業信息化發展規劃，共同提出一個概念就是精準化農業，現在許多地方的農場和蔬菜大棚也開始建設精準化農業。

　　---工業制造柔性化。也叫做無庫存生產，在網上收取訂單和設計規格，然后再安排生產。尤其是和網絡化、智能化相結合，將徹底改變制造業的業態。國外已經用3D打印技術打印出汽車，最近上海已經直接用3D打印出辦公用房。

　　---還有電子商務、智慧城市管理、網絡金融、網絡教育、遠程醫療、電子政務都在全方位改變人們的生存方式。

　　---最后是勞動方式的改變。德國有一位工程心理學家認為人的勞動分五個層次。第一層是肌肉式勞動，只需要能量，不需要信息。現在這種勞動很難見到，以前電報局里有手搖發電機的“搖機員”就屬于這種勞動，年輕人可能想象不到。有些山區沒有電，郵電所就得專門配備搖機員。這邊打電報，那邊有一個人閉著眼睛搖發電機。還有，過去農村有腳踏水車、人推水車澆地的勞動，這些都是純粹肌肉式的勞動，是最低級的勞動。第二層是位置移動式勞動，如搬運工，裝車或者裝船，除了有力氣，也需要一定的信息。第三層是機器操作式勞動，如開車、開機床，高級了一些，也正在被自動控制技術代替。第四層是信息勞動，操作計算機和智能化設備。最高層是創造式勞動，如科研、設計等。前三層是低級勞動，后兩層是高級勞動。低級勞動會逐漸消亡，高級勞動比重會越來越大，這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轉移的發展規律。現在許多人害怕低級勞動崗位被代替以后，失業人口劇增怎么辦？一是轉到新型服務業崗位，二是提高技能，充實到高級勞動崗位，除此還沒有更好的辦法。

　　大家是學法律的，就我不是。但是我和法律界的朋友討論過，我認為一個社會沒有法律是不行的，但是你光熟記法律條文，死按條文行事也是不行的。因為法律和教育一樣，基本上講的都是過去時，而社會發展很快，你必須超前研究社會規律，以修正和完善原來的法律。法律源自于法理，法理源自于倫理，倫理來源自于規律。現在許多傳統經濟倫理都遇到了挑戰，所以學法律的人必須關注理論前沿問題。下面就談信息經濟對現有經濟理論和經濟倫理的挑戰：

　　首先是信息共享對資源稀缺理論的挑戰。現代經濟學有三個假設前提，第一個資源是永遠稀缺的，人的消費欲望永遠是無限的。

　　第二是理性經濟人假設，認為每個人的利益最大化，成就了社會總福利的最大化。

　　第三是信息是天然完備的，是沒有成本的。這三點都已經被信息經濟動搖了。

　　第四是價值最大化對利潤最大化挑戰。過去做企業首要目標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現在成功企業必須追求價值最大化。

　　第五是收益遞增對收益遞減的挑戰。微觀經濟學有兩條重要的曲線，一條成本曲線，一條收益曲線，兩條曲線的交點就是企業邊界，過了這個邊界就不劃算了。可是現在這個邊界已經不存在了，如阿里巴巴就不存在這個問題。過去企業會受銷售半徑、運輸半徑的約束，現在都不存在，或者大大突破原來的界限。而且隨著產量和服務量的增長，成本會單調下降，邊際成本趨于零。

　　第六是網絡誠信對商業技巧的挑戰。我們是用小聰明賺取短期的利益，還是通過誠信經營，培育市場，實現企業的長期價值？現在由于信息日益透明，短期利益正在讓位長期價值。正如默克制藥公司創始人所言，“我們旨在救人，不在求利。但是我們不會沒有利潤，這一點記得越牢，利潤就會越大”。

　　第七是窮人市場對富人市場的挑戰。過去有二八定律，也就是20%的高端客戶，為企業提供80%的收益，現在也被長尾理論打破了。

　　第八是網絡協同對自由競爭的挑戰。現在對于自由競爭還是相互協作都需要重新思考。西方個人主義還原論的理論基石已經被網絡協同共享經濟動搖。

　　最近法國學者皮凱蒂出版了《21世紀資本論》，大量數據分析指出美國近30年造成貧富懸殊擴大的事實，但是他并沒有提出解決貧富懸殊問題的新思路。我認為解決貧困問題有三種途徑：

　　第一種是西方的傳統方式，就是通過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讓富人交更多的稅或者讓他們通過捐贈反哺窮人。許多經濟學家認為中國的主要問題是富人還不夠富，等到富人更富之后就能反哺窮人，實現共同富裕，這是傳統的解決思路。

　　第二種是我們過去的辦法，打土豪分田地，殺富濟貧，或者一平二調，搞計劃經濟。當然現在看來這個辦法也不好用了。鄧小平的設想是2000年之前一部分人先富起來，2000年之后先富帶后富，但他老人家并沒有找到共富的辦法就撒手了。

　　第三種是讓窮人掌握信息技能，自己創造財富。我最近寫了一個博客，就叫“先富有門，共富無道”。我仔細分析了舒爾茨的窮人經濟學的基本觀點，舒爾茨說貧窮的根源不在于土地和資源，而在于長期的信息閉塞和教育落后導致勞動素質低下。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辦教育是根本性辦法，窮人的孩子享受平等教育，他就會找到致富的門道，不需要救濟了。但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完全等待教育均等化，至少還要半個世紀，而依靠信息化來縮小地區差距，我看有10—15年足矣。

　　山西呂梁山區有位農民叫王小幫，他在北京打工不利，一年的工資只買個舊電腦回家，學會上網以后，在網上賣山區土特產品，現在已是百萬富翁了。淘寶提供一個新的脫貧方式，就是靠信息化，搞電子商務。

　　傳統經濟學是兩百年間的工業時代發展出來的，深陷自由主義和國家主義雙重泥沼。我國許多學者奉行市場自由主義，主張國家不要管經濟，完全靠市場自生自滅。有人又認為國家必須要管控經濟，“鳥還是要在籠子里飛”。實際上各國的政策都在這兩者之間，面多加水，水多加面。諾獎經濟學家布坎南說，“當代經濟學在快速的發展中迷失了救世的激情和公平的夢想”。什么叫經濟學，追根溯源就是“經世濟民”。我國有學者說經濟學就是教你如何賺錢的，我在20年前就去鐵道科學院請教過茅于軾老師，他說“能賺錢才有效益，不賺錢就沒效益”。但我說，青藏鐵路是不賺錢的，但是有社會效益，城市公交也很難用來賺錢，但是它提高的是社會功能。諾獎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最近指出，“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凱恩斯主義都難以保證市場的長期活力，我們正在研究一種介于兩者之間的哲學，它將為未來指明方向”。

　　我最近研讀老牌自由主義學者巴斯夏的《和諧經濟論》。巴斯夏認為，人的自由要在道德基礎上才是成立的。但是新自由主義者故意回避道德，認為完全可以靠法律來約束。有些律師就是喜歡“忽悠”別人去告狀，有人買了幾斤羊肉懷疑里面摻雜了貓肉，律師建議他訴諸法律，結果法院說誰主張誰取證，于是他到質檢部門需要付7000元的檢測費，你說這個官司怎么打？美國歷史上有位總統，被一個年輕人無端開槍擊中，但由于高價買通了全國最權威的精神病學專家，證明他在那五分鐘內犯了間歇性精神病，可以不負刑事責任。其實茅于軾老師也說過，市場經濟有五大弊端，其中一個弊端就是“法律面前不會人人平等。因為有錢人可以請最好的律師，最好的證人，窮人做不到”。

　　如果人人都不講公平道德，有問題就訴諸法律，哪個國家都承擔不起高昂的社會成本？其實西方國家除了科技和法律之外，還有一根最重要的支柱，就是宗教精神，基督教精神。

　　所以我說，沒有法律是不行的，有了法律也不是萬能的，社會更需要公平道德，尤其是網絡透明環境下的天地良心。

影響信息生產力發展的因素

　　下面我想討論一下是什么影響了我國信息生產力的發展。現在的經濟制度和法律都是工業時代慢慢形成的，現在我們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好多舊的規則和制度都不適用了。

　　但是人們的思維是有慣性的，中國人的思維慣性更厲害。

　　第一，是傳統產業的發展思路根深蒂固。現在不少學者認為中國仍處于工業時代的初級階段，主要任務還是發展制造業和房地產。而中共18大報告明確指出，到2020年，“我國工業現代化基本實現，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我們許多經濟學家卻不以為然。他們還是要沿著鋼鐵、石油、房產的思維模式說北京的房價應該漲到每平米80萬。甚至認為信息經濟是虛擬經濟，并不那么重要。我最近在《經濟日報》發表文章說信息經濟不是虛擬經濟，阿里巴巴和華為公司是虛擬經濟嗎？傳媒業也可能屬于虛擬經濟，但是它可能比鋼鐵、房產還要重要。況且互聯網已經成為信息時代的核心生產力，不再是信息交流和傳播媒體。

　　第二，是服務業和制造業的關系沒有擺正。前幾年，有人向某領導提出政府應該更多重視信息經濟，將工業經濟放給市場。但是這位領導說，信息經濟對GDP貢獻不到10%，工業制造業占到了48%，我當然要重視工業。在許多領導的心中，鋼鐵、機械、重化總是排在前面，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業很難排上位置。他們也許不曉得，工業的生產和消費都應該是由市場管的，政府是用不著直接管。真正需要管的是供水、供電、公共交通和信息通信。馬克思早就講過，資本只經營有利可圖的產業，對于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基礎條件的哪些企業，資本就把它們推給國家。

　　我有個基本觀點：“工業時代是制造業推動服務業的時代，信息時代是服務業拉動制造業的時代”。美國的農業占GDP比重不到2%，但是大量的拖拉機服務公司，飛機作業公司都屬于服務業。美國一個農民經營幾千畝土地，都是通過打電話、上網下訂單，依靠生產型服務業來實現的。

有人提出“制造業的服務化”命題，提的很好。現在小到水杯，大到汽車，房子都可以通過網上設計，3D打印出來。現在有幾個新的縮寫詞匯：Saas（軟件即服務）,Iaas（信息即服務）,Paas（平臺即服務）, 有了3D打印也可以說Maas（制造即服務）。

　　第三，是寬帶基礎設施發展滯后。寬帶基礎設施包括光纖有線寬帶核心網和光纖、移動寬帶接入網，我們已經落后于美國甚至日本和韓國。在這方面我國走了個“之”字形發展道路：35年前我國通信網絡十分落后，全國電話總數不及香港一個地區。后來在數字時代實現了跨越發展，在某些方面超過了法國和美國，2000年，美國許多城市還有大哥大模擬手機，我國全部實現GSM和CDMA數字化。法國許多城市還在用銅線電纜通信，我國已實現縣以上城市之間通信光纖化。但是后來，搞三網融合耽誤了12年，上不上3G移動通信舉棋不定，耽誤了8年。后來決定發三個3G牌照，但最好的時間窗口錯過去了，致使寬帶網絡與國外差距拉大。

　　第四，是信息孤島現象嚴重。各個大單位包括政府部門都搞自己的信息化，把信息資源壟斷起來。廈門醫療信息化搞得很好，但是省里不愿意用，省里要搞自己的信息化，某些省里醫療衛生信息化搞得很好，中央部委又有自己的搞法。你給他們講信息資源應該共享，他們說，好哇，你們都拿出來給我共享。顯然是把信息資源當成了實物商品，搞農業時代的獨占或工業時代的壟斷。

　　第五，是國家綜合管理部門缺位。美國國會下面有個FCC（聯邦通信委員會），已經存在了近百年，總部有2000人，每一個州有公共管理部門管通信和信息化。歐洲國家有通信管制部，韓國有信息通信部，我國臺灣有通信廣播委員會。但是中國大陸的情況就不同，互聯網叫“九龍治水”，各方面都管、又都不管，后來有了工信部，又和工業混合在一起管。

　　第六，是信息安全問題嚴重。必須通過技術手段，法律約束和道德自律，實現社會協同治理。許多情況下“軟法律”，比“硬法律”還要管用，現在我們基本上還是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堵的辦法。

傳統思維和路徑依賴

　　我們現在的法律也好，知識也好，都是基于過去的研究和實踐。一旦遇到社會經濟問題，許多人喜歡向后看，說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社會如何如何。更有甚者，求助孔孟之道。其實孔孟就是喜歡向后看的代表性人物，孔子要克己復禮，拼老命回復周朝的規制。孟子說“五霸者，三皇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也是向后看，總覺得一代不如一代。現在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貧富差距拉大，社會出了些問題，我們有些人就不思改革新路，提出還是回到計劃為主，市場為輔的鳥籠經濟時代，甚至要在孔子哪里尋找社會和諧的良藥。

　　我國信息通信業發展也遇到過這樣的問題，30年前打電話還是人工接線的，后來用了自動電話，有人表示不能接受。因為許多領導的電話都是由電話員幫助接通以后，再反過來回叫領導，現在需要和群眾同樣撥號，不習慣，甚至要求回復原來的人工接線電話。我國在80年代發展了很長時間的用戶電報，后來有了傳真機。電報部門就想辦法阻礙傳真機的使用，制定了每月收350元的資費政策，一旦發現私自用傳真機，就要一次罰款2000元，結果傳真機沒用幾年就又被E-mail代替了。BP尋呼機也是這樣，當時全國有2700家BP機公司，眼看要被手機取代，有人就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說“BP機永遠不會消亡”。后來又有人把小靈通比作自行車，說小靈通永遠有用武之地，但隨著寬帶信息高速公路的普及，小靈通也上不了“路”了。前幾年還有個長途電話的城市序號問題，長沙、深圳、大連等城市的部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向中央申請，要026這個長途電話編號，認為可以提高他們所在城市的政治地位。當時我就和媒體說這沒有任何意義，因為當時的城市長途電話編號確實是按照分級匯接寶塔結構考慮的，后來的移動電話區號，就淡化了地域概念。現在互聯網來了，就把這些都沖散了，互聯網的特征是扁平化、去中心化。

　　我講過廣播和電信都已經是落后的生產力，只有互聯網代表先進生產力。廣播是中心輻射式信息結構，代表農業時代的集權方式；電信是分級匯接式信息結構，分國家中心，大區中心，省中心，地市中心，縣中心，鄉鎮中心，五級匯接，代表工業時代的分級控制體系。而互聯網是扁平化結構，沒有中心，沒有分級，關聯互動，人人都可以成為中心。

　　如何保證這個扁平關聯社會體系的安全問題，既不能靠完全自由，更不能回到集中管控，當前最重要的是研究社會協同治理和新規制方式。上世紀80年代世界盛行經濟自由主義，國內外學者大都主張“取消一切管制、實現完全自由競爭”，結果許多國家的鐵路、電信、電力改革都跟著英美，走過了一條取消管制(de-regulation)--重建管制(re-regulation)--回歸壟斷(re-monopoly)--新型管制(new-regulation )的彎路。

　　2015年2月，美國FCC（聯邦通信委員會）公布了全新的“網絡中立”方案。這份方案將把ISP（信息服務提供商）重新歸到公共企業下面，這意味著它們將需要接受跟電話、水、電公司同等的監管政策。如果這套方案通過，那么通信企業將無法再通過提供信息快速通道而謀取利益。可見西方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的改革遇到了完全市場競爭和回歸行政壟斷的“鬼打墻”。

　　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信息基礎設施沒有完全按照英美模式改革，反而取得了長足發展。但是由于缺少正確理論指導，也遇到了信息普惠政策缺位，三網融合不給力，信息安全隱患嚴重、信息孤島普遍存在和相關政策、法律、觀念不適應的諸多矛盾。

　　馬太效應是社會復雜系統中存在的一個普遍現象。就經濟現象來說，分工帶來的差別總是不平衡的，占據了有利地位的一方，可以憑借其在各種方面（財富、信息、地位等）的優勢，得到更大的收益、取得更有力的地位，從而形成“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情況。

　　信息生產力本來提供了消除馬太效應的手段和機會，互聯網的開放、普惠精神可以為普通群眾提供創業機會和話語權，大大降低了人們參與經濟活動和社會活動的門檻，造就了釋放蘊藏在群眾之中的巨大能量的機遇。然而，傳統體制對此還沒有做好準備，仍然堅守著高門檻、集中式的工業時代的管理方法和行業格局，使許多政策只有利于強者，不利于草根和廣大群眾創造性的發揮。

　　由于互聯網的去中心性、跨地域性和高度關聯性，對現行的法律帶來了極大的挑戰。電子商務、網絡金融、預約專車，虛擬財產、網絡代購、隱私保護等已經引起社會普遍關注。但是我國現有的信息法律法規散見于不同的部門法規中，各法規之間缺乏必要的關聯、映射和支持，已不能適應日新月異的信息技術進步引發的全社會經濟活動多樣化、復雜化的時代要求。

　　任何生產關系的形成和維系，從根本上說是靠人，是靠按照相應的價值觀聯合起來的人。這里說的觀念，是全社會的人所共同認可和遵守的理念和規則。這是任何社會和經濟系統得以存在和延續的基礎。這種觀念應該是管理者和社會成員（至少是大多數成員）的共識，即核心價值觀。農業時代的核心價值觀是利他主義，以維系封建帝王的更替；工業時代的核心價值觀是利己主義，必然形成資本壟斷或國家壟斷；信息時代的核心價值觀應該是互利主義，才能順利走向關聯普惠的新型社會。

　　無論你贊成哪個學派的理論，你必須承認一個事實，那就是信息經濟正在造成政府管控和自由市場這兩種模式在更大范圍的失靈。一是信息日益透明打破了許多領域的行政壟斷，但是自然壟斷仍然存在，市場壟斷更易形成。二是傳統理論和經濟規則更容易擴大數字鴻溝和城鄉差別，造成更嚴重的機會不平等。三是經濟外部性凸顯，包括網絡效能的正外部性和環境惡化的負外部性。四是貧富分化日趨嚴重，許多國家的基尼系數突破了警戒線。五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和公共服務快速擴張 ，傳統理論幾乎束手無策。六是信息共享與物質產品獨占這兩種經濟模式沖突，理論界對新經濟的研究近乎空白。

　　長期以來，中國的老百姓除了朝廷空間就是家庭空間，根本沒有“公共空間”這個概念。實際上，互聯網正在為人們打開公共空間。信息基礎設施和電子商務及各類信息應用服務平臺，究竟是靠政府壟斷，還是靠市場自發調節？實際上，淘寶已經是一個公共平臺，阿里巴巴已經成為新型的社會化公共企業。

社會變革的十大趨勢

　　1、生產工具從耕牛鐮刀、動力機器到信息網絡。農業社會，人類使用耕牛鐮刀生產，工業社會，人類使用動力機器系統生產，信息社會，人們通過信息網絡，操縱機器生產。工具越來越復雜，勞動分工也日益復雜，這也符合宇宙演化和社會發展從簡單到復雜的自然過程。

　　2、生產方式從獨立分散，集中壟斷到分布關聯。耕牛鐮刀是在個人分散生產方式，動機機器必須把工人集中在工場一起生產，信息網絡則可以采取，在家上班、分布關聯生產方式。

　　3、生產效率從收益不變、收益遞減到收益遞增。農業經濟時代的生產，收益和投入量呈線性關系，叫做收益率不變；工業經濟時代，生產收益與投入量則呈拋物線關系，稱作收益率遞減；信息經濟時代，生產收益與投入量呈指數關系，稱作收益率遞增。

　　4、市場需求從初級產品、標準化商品到多樣化服務。現代服務業日益重要，日益個性化的服務占GDP的比重將越來越大。

　　5、投資目的從謀生手段、獲取利潤到追求幸福。現代人被工業思維固化到貪婪占有物質財富，財富的代表也從占有土地—占有機器—占有房產，向金融產業轉變。中國地少人多，房產和金融正在向少數人手里集中，集中化大城市發展模式也帶來了很多社會弊端。許多前衛學者開始認識到，我們的地球已經容忍不了人類的貪婪，追求生態和諧和普遍幸福比追求GDP更有智慧。

　　6、調節方式從自由市場、政府管控到社會協同。近30年的實踐證明，市場均衡和政府管控都會失靈，許多學者都在思考有沒有第三種均衡方式？那就是網絡環境下社會協同治理。本人2000年出版《網絡協同經濟學》一書的主要觀點曾被國際互聯網治理小組吸收借鑒，建立了國際互聯網治理五項原則，我想用于國內應該更加有效。

　　7、核心價值從利他主義、利己主義到互利主義。現在有北京精神，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容有點繁，但基本上還是提倡利他主義。其實這樣的價值觀是很有問題的，它很容易形成偽善并長期損害中國社會。據說漢宣帝大講忠君愛國、仁者愛人，太子直言皇上應該首先做到，結果被逐出殿外。孟子就說過，君子欲成大事，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這讓天下人很難把握。而西方則相信性本惡，提倡利己主義，反而創造了幾百年工業時代的輝煌。隨著信息生產力的普及滲透，社會越來越透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不能提倡利他主義，也不能提倡利己主義，只有提倡互利主義，公平交易才能促進社會經濟健康發展。過去儒商有段很精彩的話叫做：“我有利客無利，則客之不存；我無利客有利，則我之不久。客有利我有利，則客永存我永利也”。如果你一邊提倡全社會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邊又要發展利己主義的市場經濟，那就會導致精神分裂！

　　美國著名學者埃克斯羅德把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分成64種取向，在每種取向之間進行1對63的循環博弈。結果每次都善意對代別人的人首先被淘汰；每一次都占便宜的人也很快被淘汰。在博弈兩百輪之后，有一種人得分最高，就是表面上和你合作，背地里捅刀子的人。但是持續一千輪之后，持這種取向的人也被淘汰，最后剩下的只有一種人，那就是始終持“一還一報，平等交易”取向的人。但是這個模型也有問題，需要上千次重復博弈才能達到這樣的結果，現實社會一輩子都不可能有這樣的機會。騙子今天騙你，明天再騙別人，這個模型收斂不了。但是有了網絡透明和實名制，在網上打一次交道就相當打了一千次交道，這樣的博弈模型很快就收斂了。

　　8、經濟倫理從群族理性、個人理性到公共理性。農業時代的經濟倫理是群族理性，也就是封建主利益最大化，每個人都利他，統治者得到最大好處。工業時代每個人通過自由競爭，都想讓自己發財，讓別人倒霉，這就是個人理性，結果必然造成少數人壟斷社會財富。信息時代的經濟理論應該是社會公共理性，唯此才能實現以中產者為主體的公平信息社會。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更應該奉行協同互利的公共理性策略。馬云最近說，阿里要成為國家企業，我通過他身邊的人轉告：阿里應該成為社會企業。因為只有成為社會離不開的企業，才更有未來，才能更代表未來。況且馬云本人也多次說，“互聯網時代，一個市場主體的成功必須要建立在相關主體也要成功的基礎之上”，這正是社會公共理性的核心要義。

　　9、組織結構從無組織化、被組織化到互組織化。開放系統從無序到有序的發展有兩條途徑，一條是力學途徑，比如萬有引力使天體作有序運動，磁場使磁性分子做有序排列，這些都是在力學作用下被組織的有序狀態。另一條則是靠信息途徑使生命系統進入自適應、互組織的有序狀態。

　　在工業時代，人們總是希望有一個控制中心通過高度同一的組織體系來實現整體效益的最大化，結果人們發現社會總是在過組織或欠組織的狀態下搖擺，很難穩定在最佳控制點上。

　　事實上，被組織化只適應單一目標的符合機械決定論的全結構化系統，不適應日益多樣化的非結構化的網絡。問題出在超出人腦這種復雜系統之上，起維系作用的主要不是能量而是信息。在一定的信息環境中，各社會單元和經濟主體不斷地進行互組織，才能達到復雜網絡結構的次優狀態。

　　10、哲學思維從天下一統、兩元對立到多元協同。農牧時代，人們信奉地心說和一元論，折射到制度層面就形成了大一統的民族主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工業時代，人們信奉日心說和二元論，人們最重視的是能量，必然遵循牛頓力學思維，吸引還是排斥？精神還是物質？好人還是壞人？敵人還是朋友？對立斗爭、零和博弈成了社會發展的源動力。信息時代的人已經發現復雜宇宙和社會的日益多元化，社會分工日益精細，生產體系日益復雜，原來的同質化競爭必然被異質化關聯取代，只有自覺遵循多元協同規則，才能實現生態系統的長期穩定、互利共贏。

　　以上從信息生產力到生產關系，再到經濟倫理和社會哲學，粗淺歸納了這樣一些發展規律和社會趨勢，有些只是初步研究結果，希望拿出來和大家一起討論。我認為，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生產力與落后生產關系的矛盾。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我們的身體已經進入信息時代，但是腦袋還停留在工業甚至小農經濟時代。習總書記最近也提出“我們不能身體進入21世紀，腦袋還停留在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的舊時代。”我們每個人都不能脫離自己所處的時代，但是每個時代都應該有一批站在時代前列的人。希望在座的都能成為站在時代前列的人。謝謝大家！

提問環節：

　　問：目前中國的硬件條件和國外的差距如何？

　　答：總體上來講，中國人在傳統制造業領域沒有優勢可言，雖然我國下了很大力量，從大練鋼鐵到大搞集成電路和大飛機都不成功。因為中國人的文化基因中有一種”差不多”的潛意識，工業時代需要的是機械的精度和材料的純度，這是我國工業的兩大致命硬傷。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進口瑞士手表成套零件，找兩位同樣等級的技術工人裝配起來，瑞士工人裝配的走得好，中國工人裝配的就是走不好。

　　信息技術的主要硬件是光導纖維和集成電路，我國也長期搞不好，主要問題也是這兩大硬傷，后來搞合資，把這個問題跨了過去，現在我國生產的光導纖維質量已經沒有問題。我國集成電路芯片自己設計的很好，就是光刻技術不過關。現在華為、中興公司自己設計好芯片，拿到國外去加工。所以華為的專家說，必須走全球化的道路才是最安全的道路。我國最大的優勢在應用軟件和芯片設計，而不在硬件技術，可是我們可以通過應用軟件設計優勢和市場優勢反求核心硬件技術，做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工業時代我們鋼鐵比不過人家，然后就大練鋼鐵，冶金部也成了老子部。現在鋼產量世界第一，是美國鋼產量的十倍！結果除了污染嚴重，又不代表什么。所以我說，中國的機會不在工業經濟時代，而在信息經濟時代。

　　問：是不是可以把高精尖技術的發展都集中到國家手里，讓國家集中搞技術創新？

　　答：這是一個非常不可取的和極其有害的建議。有人認為可以用兩彈一星的辦法來搞信息化，兩彈一星只能搞軍工、搞航天。發展信息技術和信息經濟要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現在最前沿的信息技術在華為公司，最有創新性的企業是阿里巴巴和騰訊公司，他們恰恰都是民營企業，是從小微企業做大做強的。如果再用舉國之力去搞，成本會很高，效果也不一定好。當然也不能排除個別關鍵技術，比如需要超前研究的下一代信息技術、安全加密技術還是應該由國家適當集中，或者由國家組織有條件的市場主體來搞。好，要今天的課程就進行到這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