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電是全國最早推進改革開放的行業之一，不僅在電力領域處于領先位置，在能源領域甚至是整個基礎建設領域，其改革開放步伐也是最快的。40年來，我國水電裝機規模由小到大，從改革開放初期的2000萬千瓦，快速增至2017年的3.4億千瓦，增幅達到16倍;行業由弱到強，從規劃勘測設計、施工組織、建設管理、技術裝備的多方位落后，發展到如今的全產業鏈全球領先，取得了“世界水電看中國”的巨大成就。期間，水電在帶動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節能減排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同時，行業發展也暴露出一系列新問題，未來發展也面臨著不少全新挑戰。

回顧改革開放40年，中國水電發生了哪些顯著變化?與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差距在哪里?在經濟由高速度發展向高質量發展中會發揮什么作用?未來發展空間如何?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專訪了水利部原副部長、中國大壩工程學會理事長矯勇。

“每10年就會有一個向上的拐點”

中國能源報：您怎么評價水電行業改革開放的進程、成就?

矯勇：我本人是干水利工作的，但水利和水電關系密切，對水電發展多少有一些了解。總體來看，水利水電在過去40年改革開放中都有巨大發展，但從改革角度看，水電比水利的市場化改革更充分、更徹底。雖然電力也具有公益性，但經濟回報是顯著的，相比之下水利的公益性更強。所以大中型水電建設和運行均走向了市場，由市場調節，但公益性或以公益性為主的水利事業，如防洪、灌溉、鄉村供水、水土保持等，還是由政府主導。

中國能源報：如果簡單將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水電事業發展分成幾個階段，您會怎么劃分?

矯勇：水電行業對水電事業發展階段的劃分比較一致，從體制機制改革的角度講，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解放初期到1979年，這一階段電力行業的特點是以計劃經濟的方式由國家統一辦電，從建設到運營，國家統管起來。第二階段從1979年到本世紀初，水電建設管理體制經歷了適應市場經濟基本規律的摸索階段。這一時期國家在電力行業推行集資辦電，形成了國家和地方辦電相結合、內資與外資辦電相結合的多元化水電投資格局。建設管理體制上水電行業經歷了“魯布革沖擊波”，逐步形成了項目法人責任制、招標投標制、建設監理制、合同管理制等市場化的水電建設管理體制，水電建設步伐明顯加快，效益顯著提高。第三階段是2002年以后，電力體制改革進一步明確了市場化改革方向。當時，為打破電力行業壟斷，形成了國網南網兩大電網、五大發電公司及四大副業集團等，在電力市場上形成了多家市場主體的競爭格局。這一階段是我國水電技術全面引進消化、自主創新、大力發展的階段，也是水電技術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階段。

中國能源報：是的，2002年以來，我國水電發展非常迅速。

矯勇：對。我梳理了一組數據：水電裝機從建國初期的16萬千瓦，經過30年發展，增長到了1980年的2032萬千瓦;1981-1990年10間增加了1573萬千瓦;1991-2000年間增加了4330萬千瓦;2001-2010年間增加了1.3億千瓦;2011-2017年間增加了1.25億千瓦。如果畫出一條裝機規模增長曲線，那么這條曲線每10年就會有一個向上的拐點，表明了每一個階段水電體制內部改革和外部環境變化共同促進了水電的發展。

中國能源報：哪些因素促成了水電的大發展?

矯勇：一方面是改革開放、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推動。改革開放促進了水電行業市場化競爭，調動了電力企業的積極性。西部大開發在政策層面上創造了良好的水電建設環境，使水電建設重點西移，突破了高海拔、高地震烈度、高邊坡、深厚覆蓋層等一系列高壩和超高壩建設中的技術難題，發展進一步加快。另一方面是國際社會關于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倡議。2000年前后，國際上有一股反壩風潮。反對者認為大水電不是清潔能源。這源于非洲、南美洲等地的一些大型水電站，庫容特別大，當地沒有能力清庫，水庫淹沒的大量熱帶雨林在水中腐爛后釋放了溫室氣體甲烷，成為國際上反壩者的證據。實際上從全球的角度講這不具有普遍性，比如我國的水庫均實行清庫，不存在樹木在水中浸泡腐爛問題。

我曾作為我國談判組成員參加了2002年南非約翰內斯堡“世界可持續發展首腦會議”。會議提出2015年全球各國非化石能源占比需達到15%，但特別標注了“非化石能源不包括大水電”。這對我們是很不利的。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與代表反壩派的國家交鋒了十多天，“吵”得異常激烈。直到各國領導人到會后各方才達成共識，把“非化石能源不包括大水電”改為“包括大水電”，在國際上統一了大型水電是清潔能源的共識。“正名”之后，我國水電也開始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中國能源報：移民也是水電發展的大難題。像三峽移民接近130萬，即約每1000個中國人中，就有一個三峽移民。現在移民安置費用在水電投資中的占比也越來越高。怎么看待、解決水電移民問題?

矯勇：改革開放40年來，水電移民政策、移民管理體系都得到了完善，從單一的大農業安置方式逐漸向多元化安置、更注重后續發展轉變。

實事求是地講，受2004年四川瀑布溝水電站移民事件的影響，水庫移民問題的社會敏感性越來越高。所以，國務院修訂了《大中型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征地補償和移民安置條例》，把征地補償標準提高了16倍;并對全部水庫移民實行了統一的后期扶持政策，即不分水利水電水庫移民、新老水庫移民、中央水庫和地方水庫移民，均按照每人每年600元的標準發放扶持資金，連續扶持20年。

其實國家對于水庫移民問題始終是高度重視的。鐵路、公路、機場、港口等工程建設涉及的群眾搬遷都叫拆遷，只有水庫搬遷叫移民。為什么?因為水庫建設導致被搬遷群眾原有的生產力遭到全面破壞，生產關系均被打亂，土地淹沒、村莊消失，搬遷后需要在資源、環境、社會和經濟關系等多方面重新調整和重建，所以對水庫包括水電站移民實行前期補償和后期扶持相結合的政策。即便現在水利水電工程的征地補償和其它基礎設施建設的征地補償標準完全一致，都是執行地方政府公布的土地片區地價，仍然保持了水庫的移民后扶政策。

水利水電移民政策調整，推動了我國水電移民工作。雖然增加了水電站建設成本，但做到了潘家錚院士所期盼的“建設一座電站、帶動一方經濟、改善一片環境、造福一批移民”。如今新建水庫和水電站移民工作已經基本能做到“移得出、穩得住、能致富”。

所以，總體來講，市場化改革、西部大開發、應對氣候變化、完善移民政策等因素，都為水電發展提供了動力。

新定位：助力生態文明建設

中國能源報：回看40年，我國水電最大變化是什么?

矯勇：經過40年發展，我國水電裝機已居世界首位。最主要的變化有三個方面：

一是水電企業體制機制發生了根本變化。企業完全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真正做到了產權清晰、責權明確、政企分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電力市場得到了很好的展現。

二是科技和建設管理創新已經走在世界前列。當前我國水電建設已經引領世界潮流，世界上77座200米級以上的超高壩，我國占了20座。在宏大的水電建設實踐中，通過引進、消化、再創新，探索產學研緊密結合的聯合創新，我們破解了一系列水電建設方面的世界級技術難題，例如大體積混凝土澆筑溫控技術、700MW以上水輪機組建造技術、600米級以上的高邊坡穩定處理技術、深厚覆蓋層基礎處理技術、高水頭大流量消能技術、超大型地下廠房和洞室群施工技術等，為建成三峽水利樞紐工程，建成錦屏一級、小灣、溪洛渡水電站等一批300米級左右的高壩奠定了扎實的基礎。還有正在施工的烏東德、白鶴灘、兩河口等大型水電站，都是世界級的巨大水電工程，如果沒有科技創新的支撐，建設這些工程是無法想象的。

三是水電建設運營的理念發生了深刻變化，更加注重生態環境保護。比如，由于氣候變暖導致的海平面上升，加之頻繁的河道采沙，珠江三角洲前些年咸潮現象凸出，不僅是生態問題，也嚴重影響到澳門、珠海等地的飲用水安全。為解決珠江三角洲咸潮倒灌和澳門等地的飲水安全問題，珠江流域的水電企業主動承擔起生態調度的任務。從2005年起，每年冬季從遠離珠三角洲1500公里的天安橋水電站開始，通過流域梯級水電站向下游實施“壓咸補淡”，抵御珠江三角洲的咸潮上溯。再如，黃河小浪底樞紐工程裝機180萬千瓦，也是大型水電站，為治理黃河下游河床萎縮問題，從2000年開始調沙調水，使黃河下游河道生態得到根本性好轉。還有三峽、糯扎渡等水利水電工程積極開展水庫生態調度，擴大河道枯水期生態流量，創造適于魚類產卵的流量環境，等等。這些事例說明水電央企的理念發生了變化，開始自覺貫徹綠色發展、生態優先，把維護和再造有壩河流的良好生態作為企業的使命。

中國能源報：那么在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中，水電將擔當什么角色?

矯勇：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剛剛閉幕，黨中央國務院又出臺了《關于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形成了新時代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總書記特別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良好生態環境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體等生態文明理念，特別強調要打贏藍天保衛戰，打好碧水保衛戰。我覺得水電在促進經濟增長、保障國家能源安全和改善民生中已經做出了重要貢獻，今后更要在生態文明建設中做出重要貢獻。比如我國目前一年要消耗相當于27億噸標準煤的原煤，而美國消耗大約5億噸標準煤，日本僅消耗1.7億噸標準煤，所以我國的煤炭燃燒排放是大氣污染的主要來源。打贏藍天保衛戰關鍵在減煤，調整工業結構和能源結構，水電可以大有作為。我國水能資源世界排名第一，理論蘊藏量為6.9億千瓦，技術可開發量5.4億千瓦，目前開發了3.4億千瓦，其中包括了抽水蓄能電站。如果我國常規水電開發達到技術可開發量的80%，每年可減少約8億噸原煤，將對我國大氣污染防治、促進高質量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當然，水電開發過程中要始終堅持綠色發展、生態優先，統籌解決好生態流量、魚類增殖、河流生態系統穩定等問題，維系有壩河流的良好生態。

我到中國大壩工程學會工作快兩年了，接觸了許多水電央企，感到水電央企過去是水電事業發展的引領者、水電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的推動者，今后更要做河流生態文明的建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