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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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不過去的煤炭時代，進入不了的油氣時代，引領全球的可再生能源時代。”中海油能源經濟研究院首席研究員陳衛東最近一次接受采訪，對于未來30年中國能源結構如是判斷。

這可能是少有的油氣領域出身的專家，對于油氣在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持謹慎和保守態度的表態。但是在電、煤等其他能源領域，對此可能早有共識。這種共識來自于，中國的油氣資源一方面不如煤炭那般豐富且資源點分散，超過40%的對外依存度將為這個消費大國帶來極大的不安全感;另一方面，在技術升級與創新上，油氣仰仗的進口再消化難以與中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取得的長足進步相媲美。

中國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2018上海能創論壇的演講中就提到，國際上依次經歷了煤炭、油氣和可再生能源三個不同的用能階段。其中在以油和氣為主的階段，其一次能源的比重會達到50%以上。但是中國不會經歷這個階段，也不可能有一個油氣為主的階段。所以中國能源結構的第二階段與國際上不一樣，中國將是一個多元結構，也就是煤、油、氣和可再生能源此消彼長，在幾十年后走向非化石能源為主的第三個階段。

原煤炭工業部副部長濮洪九在最近的一次公開演講中有一段回憶，“當年大慶油田開發以后我們國家油多了，是那個時候就把油替代煤發電，干了不到一兩年，結果油不夠了，怎么辦呢?又讓煤代油。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當時國家計劃委員會專門成立了煤代油辦公室，組織一大批力量讓煤炭增產來代替油不足。”針對煤改氣的狀況，他表示，“天然氣代替煤炭當然好了，關鍵是氣量不足。”

是的，2017年環保壓力下在華北大規模推進的“煤改氣”工程，就一度引發了巨大的質疑。關鍵點之一，正是中國在掌握天然氣資源方面無法具有完全的主動權。一旦中亞地區同樣面臨寒冬，或直接發生供應違約，作為下游消費國的中國難有更多的手段來應對，多數時候只能任憑上游給出不合理的條件。這是上下游關系的不對等。

其實令不少天然氣從業者感到無奈的是，天然氣所承擔的政治、外交等任務非常沉重，但能源行業內能站出來為之發聲的聲音極少。甚至有不少上游人士表示，進口天然氣處于虧損，高昂的氣價很大程度源自早期在國家外交指令下簽訂的長協，而非單純的商業化考量，選擇與更為遵守合約且信用評級高的出口國簽訂合約。這可能是作為天然氣進口大國的無奈。

能源領域本身就具有極為強烈的大國博弈色彩。1973年爆發的中東石油危機，直接倒逼了一次能源進口、消費大國探索如何實現自給的路徑。美國也正是從70年代才開始在非常規油氣領域尋求突破，直到30多年后的2009年才取得革命性成功。日本也是從1973年開始，在氫能領域謀篇布局，以期實現從海外進口供應主體更為多元的可再生能源。

若要在能源領域掌握主動權，中國在天然氣領域可用來博弈的變量太少。同樣的，在以技術突破與生產力飛躍式發展作為引領能源革命的標準時，天然氣領域稍顯滯后。無論是上游勘探技術還是燃氣發電的核心技術，均依賴于進口再消化。事實上，油氣資源的開發屬于高科技行業。北美非常規油氣的成功，正是有賴于在勘探開發領域創新技術的突破。若中國天然氣想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時代，發力創新技術的突破可能是唯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