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能源政策研究室主任洪濤指出，在山西發展煤化工還有一個很大的制約因素—水，因為煤化工對于水的需求量很大。洪濤指出中網水的安全問題遠比能源安全更嚴重，畢竟水不可能靠進口解決，在發展能源的時候也要考慮區域流域的特點。

潞安集團副總經理劉俊義也認為，從未來市場競爭、產業效益的角度考慮，煤制油、煤質氣產業不易繼續發展增量。劉俊義指出，潞安集團對于集團已有的煤化工存量項目，目前采取的是“走高端化、差異化的路線”，即通過煤化工生產一些高端化工產品再利用山西離終端市場較近的優勢。

除了大力發展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技術，煤炭科學研究總院煤炭戰略規劃研究院戰略所所長任世指出，山西目前迫切需要關注的還有煤炭的一體化開發。任世華解釋，隨著山西煤炭資源越采越深，也會越釆來越差，可能一個區域有幾十個小型煤礦，如果任由這些煤礦獨立發展，則整個生命周期效率較差，若能區域一體化發展，則可以總體提高對外供應的質量。

雖然認可煤炭清潔利用對山西能源轉型的重要性，但謝克昌指出，山西需要做好非煤的文章，即發展新型產業，如制造業、物流業、旅游業、新興產業等，還要降低煤炭的比例。開發新型的能源。此外，謝克昌建議建立山西的能源大數據庫，他認為在大數據的時代，在做能源行業重要決策時需要充分利用能源行業的大數據。

立場決定觀點VS跳出舊思維和利益羈絆

對于煤炭是否還將占主導地位的不同意見，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能源經濟研究室主任朱彤認為這是由于不同人所處領域不同所致。

“化石能源領域的人會有意無意低估新一輪能源轉型對化石能源的影響”，朱彤解釋，這是因為他們僅僅關注技術創新這個單變量，面很少考慮其他影響因素，比如未來能源轉型中多元化的商業模式反過來對技術的驅動。朱彤指出，以儲能為例，美國通過承認儲能在能源系統的價值，設計了競爭機制，使儲能在新的能源市場中獲得回報，反過來促進了其技術進步。

但另一方面，“能源革命者也會有意無意高估新能源轉型的影響”。朱彤認為，倡導清潔低碳的能源新品種的一方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忽視了現有能源系統轉型的難度，以及現有體制的僵化性與韌性。

通過梳理歷史上的能源轉型，朱彤認為這一次的能源轉型除了需要技術的創新，還需要注重能源系統的轉型，而能源系統的轉型除了包括一些有形的轉型還包括一些無形的轉型，比如各種標準、組織方式以及思維模式的變化。

以集屮式向分布式轉變為例，朱彤認為這一轉變不是簡單地把電源從生產側轉到消費側的過程，它背后隱含著生產思維模式向服務思維模式的轉變。“因為面向服務側，很多東西要跟用戶打交道，一定要有服務客戶的理念，然后倒推商業模式和服務模式，最后再想用什么樣的技術來滿足用戶服務，這背后思維模式是最重要的。”朱彤認為面對能源轉型，跳出舊有思維和利益羈絆，弄清改革的目標和對象至關重要。

分散式發展VS集中式發展

國家能源局信息中心副主任何勇健同樣強調，需要站在整個能源系統的角度考慮能源轉型。何勇健指出，目前中國的風電、光伏裝機還不到3億千瓦，就已經出現了大規模棄風棄光的現象，如果不解決這一問題，未來若要發展到超過20億千瓦，可能會出現更嚴重的問題。

何勇健認為風電、光伏現在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價格高只是其中之一，但并不是主要矛盾，隨著技術進步，今后電價降下來完全沒有問題。他認為，新能源面臨的最關鍵問題是，如何減輕新能源自身的間歇性、不穩定性給整個電力系統帶來的調峰壓力，以及如何解決自身的低密度特性與高密度的用電需求不匹配的問題。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何勇健指出，一方面需要新能源更貼近用戶，發展個性化的應用模式，同時發展多能互補以減輕上網壓力。另一方面也需要整個電力系統做出更多改變，尤其是在儲能方面發力，比如現階段需要發展抽水蓄能，未來將電動汽車作為特殊的儲能方式也很必要，以及需要在更長遠的將來發展氫能。

何勇健指出，中國的新能源發展會有多個階段初期是以集中式發展為主，在三北地區搞“三峽”;中期是集中與分散并舉，而“十三五”就是過渡時期，將更多的增量轉到中東部，使得中東部的新能源增量占到全國增量的60%;第三階段才是分布式能源為主。

但何勇健表示，分布式還不能解決中國的能源轉型需求，因為東部發展新能源將受到空間的制約，若要實現中國新能源裝機從10億千瓦到20億千瓦的跨越，還是需要回到風光資源更好的北部。到時，更大規模的電力需要如何運輸、配送?何勇健認為將電轉化成氫能，再將氫通過天然氣管道或者液態儲能車的形式傳輸出去，或許是一個比化石能源調峰更可行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