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對于另一個煤炭去產能就業問題較為突出的省份黑龍江省來說，在2016年初出現過群體性事件，此后在省政府大力支持下，把煤炭行業人員轉崗到農墾、森工、市政等單位，通過政府的力量把煤炭行業職工轉到其他行業的一些崗位上，而這樣的舉措在各省份中也僅此一家。通過政府的兜底機制，目前黑龍江省的就業安置呈現處向好的趨勢。

除了對目前全國各省的情況進行概括和分析，在報告中，公正轉型被著重提到。雖然在字面上與就業并無直接關系，但它是專用于就業和勞動力領域公正性問題的一個概念。

怎樣實現煤炭的公正轉型?核心問題是把相關工人群體不利影響降到最低，培養替代產業恢復經濟活力，避免出現閑置成本和金融風險，政策協調，為轉型提供合理的資金。在這個過程中，煤炭工人，產煤地區，煤炭企業，政府，要針對這些主要的利益相關方群體有各自的制度安排。

其他國家的煤炭轉型也有許多經驗可循。“我們查閱了大量的相關研究報告，包括英國、美國、德國、澳大利亞、波蘭等等，把這些國家對于工人群體、地區、企業、消費端的經驗進行了總結。”張瑩表示。

對于從業工人必須建立全方位公正轉型的政策體系，對于陷入困境的企業，國際上大部分是市場機制為主，政府援助為輔。對于主要受影響的煤產地，要加大政策扶持，幫助尋找新的替代產業，尤為重要的是做到政策和執行機制創新。例如德國，其設立了一個暫時性的第三方機制幫助各利益相關方推動政策執行。

總結整個報告，張瑩從產業、財政、社會保障、煤礦失業職工創業優惠、技能培訓五個方面給出了政策上的建議。

產業政策上，在煤炭之外，積極培育替代產業，幫助吸納淘汰下來的工人;在煤炭行業本身，應加大挖潛力度，延伸產業鏈，最大程度地減少失業工人。

財政政策上，加大公共投資中促進就業的投資比重，主要針對受影響比較嚴重的地區;地方政府，特別是山西、黑龍江等地區，要實施更為積極的公共工程投資政策，通過基礎設施投資，增加直接就業崗位;降低中小企業稅費負擔，特別是對煤炭相關的稅費進行減免，扶持這些企業的發展;通過小額貸款優惠支持以及其他的財政補貼，幫助下崗工人自主創業。

社會保障政策上，失業嚴重的地區要增強社會保障的彈性，可以適當進行制度的創新，加大失業保險再就業功能，并把社會保障的重點集中在醫療、養老、失業三項社會保險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上;建立信息平臺，積極了解和追蹤本地區可能受到影響的工人總量情況;把就業需求、就業技能要求的信息第一時間反饋到受影響的礦工群體;建立針對性的技能培訓政策。

煤礦失業職工創業優惠政策上，要提供小額擔保貼息貸款，場地租賃補貼，社會保險補貼，稅收優惠政策，首次創業補貼，創造再就業崗位獎勵。

技能培訓政策上，要在工人工作時期內，常態化的培訓新的技能，并建立長效機制。

>>>> 聯合國開發署駐華代表高級政策專家王東

對于因煤炭去產能而造成的失業，在介紹這些失業人員去做家政，或者物業類的保潔，勞務派遣等方面的工作時，其本身的意愿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這里面可能有認為自己年齡偏大，對于學習新技能沒有信心，以及由國企轉向民企心態等方面的原因。

我們也總結了一些經驗，比如說傳幫帶，在某個地方用比較好的激勵條件，把有一定意愿的人通過一定的形式先聚集到一起培訓，讓他們嘗試1-3個月的短期培訓，再請他們回去把自己的經驗講給同事和鄉親，這樣是一種更加有形的方法。

此外，在培訓時盡量給同一個地方來做同一個工種的人自由權，讓他們在培訓期間不僅學習到新的諸如保安、保潔、月嫂等新技能，也讓他們在培訓過程中感知和體會不同地方的生活。

但是，在目前的技能培訓中，機制上還有一些問題，比如理清政府和企業的邊界。一種情況是，市場端有需求，沒有供給，企業從市場端出發愿意做免費的培訓。另一種情況則是，不是市場端有需求，怎樣把人員引到別的行業?政府、中介企業、行業協會該起多大作用，這方面目前還沒有一個很好的機制。

除此之外，對于下崗的人員，盡管有進入其他行業的意愿，但行業之間還存在一些壁壘，相關的就業信息難以有效傳遞，也就是部門之間的條塊分割問題。

盡管目前很多就業安置都是暫時性的，但反過來看，對于個體來講相對不安穩，在宏觀則可以起到緩沖的作用。人員可以在某些地方做一些比較基礎性、短期性的工作，借著這個機會繼續接受政府的其他培訓，逐漸適應后面的就業。

2017年，我們和國家信息中心、國家網信辦在互聯網大會期間做了一個關于共享經濟和互聯網經濟帶來新就業的研究。有意思的是，統計的結果顯示，共享經濟在2016年帶來了6000萬人的新增就業服務，1500萬是相對比較正式的、靈活的就業機會，據估算有14%，也就是238萬人是吸納了這些退出產能行業的人員。

這是一個很好的跡象，它逐漸解決了我們向綠色經濟轉型所遇到的問題，通過現在爆發的互聯網經濟進行就業的替代，這是很好的過程。

在我們所做的全球職業梳理中，列舉了包括人工智能、互聯網經濟發展等最有可能被替代的20個工種，以及20個相對最穩定的工種。

原來我們認為勞動密集型的職業最容易被替代，但從現在的發展來看，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還需要一定的硬件投入，反倒是一些比較基礎的，像數據處理、信息收集、銷售類客戶銜接是目前被互聯網最先替代。有些勞動職業，比如養老護理、月嫂，仍然很難替代的，這些也是給中國經濟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機，可以暫時先解決由于去產能而帶來的就業問題。

>>>>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所副研究員馮永晟

我們對公正性的理解還是要結合中國的現實，國內大的背景是經濟發展總的轉型階段，而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背景下，我們為什么談公正性?因為轉型有成本，這個成本直接影響某些群體，且往往是弱勢群體，他們承受社會轉型的能力十分有限。

我們現在考慮到這個弱勢群體不要成為社會成本直接承擔者，或者使其具有承擔成本的能力。一些政策手段可能主要是考慮將成本分攤到工人、企業、政府幾個主體，但結合中國幅員遼闊，地域差異大的國情，我們需要考慮的不應該只是簡單幾個社會主體之間的差異，更多的是企業之間的協調。更應該強調一點：不僅是企業之間，還有地區之間，央地之間。

近幾年我們能源行業領域進行了大的資產重組，最著名的莫過于國家能源投資集團，在整個煤炭行業、發電行業都經歷過一段比較難過的日子，但是來自煤炭和發電領域兩家企業資產重組后日子反而可以很好過。

此外，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關系，中央對政策敏感，所以中央資產涉及到煤炭產能過剩問題時，能夠提前做出調整，而地方煤炭企業在政策敏感性上相對落后一些，面臨的現實困難就大一些。所以，從公正性角度來講，我們要跳出原來簡單的社會主體的視角，要有更契合中國的現實的視角，有企業之間，地區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視角。

我們首先要改變國有企業的用工制度，涉及到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用工方式的改革，但這是一個長期機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我們短期方面的政策沒有取得預期效果的原因，我認為在就業再培訓上存在一些問題，就業再培訓最大的受益者是再培訓的行業，但是這個行業實際產出的社會效應非常低。

我們現在有龐大的大學群體，也有逐步壯大的職業教育體系，為什么不能把這種教育體系通過某種資質認證，或者賦予再培訓的職能，進行正規的職業學校培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