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世界貿易組織貨物貿易委員會會議上，美國代表指出，中國對于可回收品的進口限制極大地中斷了全球廢金屬供應鏈的運轉，要求中國取消“洋垃圾”進口禁令。
　　開弓沒有回頭箭。“洋垃圾”禁令為何要堅定地執行下去，本報記者專訪了有關專家。
　　中國環境報：最近，有西方發達國家對我國“洋垃圾”禁令提出無理要求，對此您怎么看？
　　劉建國：區區一個“洋垃圾”問題，就折射出了國際政治話語權及經濟分工版圖的殘酷現實。為什么“洋垃圾”會從發達國家源源不斷流向發展中國家，而不是相反？這是市場經濟在全球配置資源的結果。
　　由于要素稟賦、發展階段、競爭能力和綜合國力的差異，發達國家處于全球價值鏈的高端，他們希望永久“鎖定”這種分工格局，持續從中獲取高附加值回報。
　　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嚴控固體廢物進口，實際上是我國主動突破“鎖定”，實現全球價值鏈升級的一種努力。發達國家當然不希望、也還不適應他們占據高端的這種分工格局輕易被打破，從而影響他們的穩定收益，必然會想盡一切辦法阻礙我們的升級。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經步入新時代，高質量發展已經成為主旋律，生態文明建設已成為列入憲法的全民共識，不管發達國家如何施加壓力，禁止“洋垃圾”入境嚴控固體廢物進口，應該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標志性舉措，堅定不移地執行和推進。
　　中國環境報：我國堅定不移地貫徹“洋垃圾”禁令，原因何在？
　　劉建國：首先，我們應該認識到，“再生利用”固然美好，但也有嚴格的時空條件限制，它也要消耗資源能源，同時向“再生利用”設施所在地排放污染物和溫室氣體，在經濟上、環保上的優勢是相對的、動態的。否則就難以解釋為什么發達國家垃圾已經得到較好分類，而且擁有先進的再生利用技術，為何不在本土實現“資源”的再生利用，而是優先尋求出口到發展中國家。
　　其次，進口固體廢物的鑒別本身是一項專業性較強的工作。我國進口固體廢物鑒別體系尚不完善，鑒別機構較少、能力有限，同時海關和檢驗檢疫機構的監管也不可能做到全面覆蓋和精準識別，很難完全杜絕高額利潤驅動下的故意夾帶和瞞報走私。同時，以“洋垃圾”和進口固體廢物為原料的生產企業，相當一部分屬于“散亂污”企業，污染治理能力低下，甚至沒有污染治理設施，加劇了不少區域環境質量惡化，必須進行大力整治。生態環境部開展打擊進口廢物環境違法專項行動中，提出立案處理處罰建議的企業占檢查企業總數的60%以上，可見違法范圍之廣。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騰籠換鳥”，為國內生活垃圾分類分出的可回收物再生利用提供渠道和空間，形成市場牽引機制和價格倒逼機制，從正反兩個方向促進我國固體廢物回收利用水平的提高，為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創造條件。
　　中國環境報：禁止“洋垃圾”入境、嚴控固體廢物進口，對我國生活垃圾分類有哪些啟示？
　　劉建國：良好的生活垃圾分類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都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值得大力倡導，努力推行。
　　但是，目前我國再生資源回收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垃圾分類，還需要在普遍推行垃圾分類制度以及禁止“洋垃圾”入境、嚴控固體廢物進口的新形勢下實現轉型升級。
　　垃圾處理與再生資源回收應該兩網融合，不但是管理體系上的融合，更應該是管理理念上的融合，即要樹立再生資源是“生活垃圾重要組成部分”。向我國出口固體廢物的發達國家中，廢紙、廢塑料、廢金屬、廢玻璃等都是生活垃圾的一部分，在管理理念上并無任何區別。這不但沒有阻礙回收利用，反而促進了回收利用。
　　目前，我國生活垃圾定位于“污染源”，因此生活垃圾處理是政府主導的公益民生事業，可以按照處理量得到政府財政補貼，整體而言發展態勢良好。與此相反，再生資源定位于“資源”，因此再生資源回收是市場主導的商業行為，得不到政府的處理補貼，企業因陋就簡以降低成本，抵御市場風險能力較差。
　　只有讓再生資源也回歸其“生活垃圾重要組成部分”的本來屬性，才能將垃圾分類的責任和壓力傳導至每個居民身上，讓再生資源回收行業名正言順地爭取政府的財政補貼和稅收優惠，向生活垃圾處理行業一樣實現快速、穩定、健康發展，真正成為生活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的主力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