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正是我國進行十四五(2021-2025)規劃設計前期研討的階段。站在這樣一個存量現狀的系統面前，我們開始以五年為周期重新思考電力系統發展。

根據中電聯統計快報，截至2018年底，全國發電裝機容量達到19億千瓦。其中，水電3.5億千瓦，煤電超過10億千瓦，核電4500萬千瓦，并網風電1.8億千瓦，并網太陽能發電1.7億千瓦。

全國發電裝機及水電、火電、風電、太陽能發電裝機均居世界首位;相應的，發用電量接近7萬億千瓦時，代表著一個年營收超過5萬億的人造電力系統;電源電網投資年流量超過8000億元，其中電網投資超過5500億元;電力生產與供應業直接就業人數超過500萬。

與此同時，在發電、輸電，特別是配電與用電側，基于互聯網與信息技術的電力系統數字化改造(包括電網公司推動的“泛在電力物聯網”)以及新的商業模式創新正在平靜但是凌厲的進行。

按照我國國民經濟規劃運行的時間節點，目前正是一個進行十四五(2021-2025)規劃設計前期研討的階段。站在這樣一個存量現狀的系統面前，我們開始以五年為周期重新思考電力系統發展。

這種思考將是意義重大的。電力行業面臨著國內外快速變化的形勢，具有自身的目標、約束與亟待解決的問題。

電力系統的發展，具有朝向更高效運作、打破行政與自然壟斷、建立統一開放競爭市場、突出消費者參與和權利愈加清晰的目標;同時，一直很重要的安全穩定運行約束仍舊關鍵，而本地環境與氣候約束無疑將越來越緊;諸如扭曲的煤電標桿電價、非經濟效率為價值標準的調度體系、建立又短又快的市場的能力與意愿等短期問題影響著行業的長期表現。

本專欄將是我們進行這種思考的載體。從現在(2019年3月)到2021年8月間，我們將根據政策層面的最新進展，結合目標、約束以及短期的問題，分別討論涉及電力系統各個層面(特別是規劃體系)的若干重要方面，并在本專欄最后一期(預期2021年8月)發布卓爾德中心(www.draworld.org)版本的《電力十四五規劃設計(2021-2025)》執行摘要。

我們期望，這一小的集體產品(筆者主筆，但是研究基礎、信息校核、圖表制作由3-5位同事共同完成，將予以貢獻注明)能夠豐富各位讀者與業內人士的信息與思考，共同為塑造2025年的電力系統發揮作用。

本期開篇專欄，我們將介紹專欄的視角、討論范式、語言風格以及目前確定要討論的內容主題。未來的變化隨著形勢的發展，仍將是可能的。但是無疑，本開篇將提供一個存量基礎，供邊際上進行改變。

視角——以經濟視角為主，輔以政治、法律視角

在我國，由于社會進程與進化如此的快速，以至于很多問題的討論往往“雞同鴨講”——并不在一個共同接受的價值觀下討論。所以觀點的差異往往也有“世界的神是上帝還是阿拉”那么大。因此，討論一個問題之前，明確的價值觀就顯得非常必要。

這也是在討論之前必須交代視角的原因。因為不同的視角，往往意味著價值觀依據與視野范圍的不同。也就是說，我們基于何種“好”的目標，以及何種方法論標準，甚至是意識形態作為標桿，進行問題的分析與主觀評價，并針對性提供解決方案。

這樣說是抽象的。讓我們舉個例子吧。首先從一個段子開始——“一架飛機超載，飛機上有四個人，分別是億萬富翁、政治家、醫生和一個胖子(130kg)，如果你現在必須扔下去120公斤重量，否則所有人都玩蛋。請問你會扔下誰?”

大部分的答案是胖子(美聯航選擇的是華裔醫生)，因為這可以很方便的解決問題。但是如果你多問一句：為何不是其他兩個人?似乎就沒有了下文。

所以，這種藥方的價值觀就是方便性原則，簡單快速直接的解決問題。

舉這個例子并不跑題。如果你仔細分析我國的很多能源政策，你就會發現，相當多依靠這種粗糙但是穩健的規則行事。比如對高耗能的歧視、調度可再生能源的方式、東北調峰不是市場份額問題而是輔助服務等等。

當然，還會存在很多其他視角。比如說論證出“麻煩制作者”(不限于一個)，然后對其進行階級斗爭，然后扔下去。推選一個長者，他來裁決確定那個倒霉蛋。或者按照“后上來的先下去”的規則。這些，無疑都是政治原則。

經濟的視角，往往意味著效率優先、整體最優、二次分配。我們的討論則選擇以經濟視角為主，也就是說基于“社會福利最大化”，經濟效率作為大部分時候的標準，但是避免“最窮的人損失反而相對更大”(也就是政策必須具有累進性質)也是一個必須考慮的約束。這是我們提供規范性建議的“參考基準”，而政治與法律倫理視角將更多地用于理解發生的故事以及我們形成復雜價值判斷的額外依據。

這樣做的理由，根源于電力市場，特別是西歐與美國的電力市場設計與實踐，往往基于嚴格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很多人可以質疑經典經濟學(特別是宏觀，筆者是其中之一)不反映現實，不反映人性，前提錯誤。但是這與電力市場完全無關。電力市場恰恰是根據規范理論(什么是好的)，而不是描述性理論設計的追求效率第一的人工智能市場——算法在更大程度上決定價格。

那么，回答飛機扔人的問題，電力市場設計專家無疑會給出一個類似容量市場拍賣的建議：根據120公斤重量進行招標，誰(們)跳下去需要的補償最少選誰;然后需要的成本所有乘客分攤。細節問題比如分攤是根據絕對平均、乘客重量加權還是擁有財富還是其他標準，可以以民主討論的方式決定。

最后，我們追求討論的高度透明性。什么是信息與事實，什么是觀念與觀點;什么是我們的研究結論，什么是別人的洞見;爭議是關于事實的理解不同，還是價值觀問題需要取得妥協等等，都將盡量標注(比如尾注、來源)與說明的足夠清晰。

討論范式——基于邊際改變與集體行動邏輯

這一專欄的著眼點在于討論十四五期間需要的政策實施與政策改變，落腳到基于新范式的電力十四五規劃設計。這系于對目前的政策環境的識別，對既有范式的理解，以及我們推動實施的新范式的總體思路。

這種新范式，我們暫時將其稱為基于集體行動邏輯與邊際改變的新規劃設計。

集體行動的邏輯無疑是過去的規劃非常缺乏的。過去的能源規劃與政府對行業的指導與管控(通常以政府規定或者通知的形式)，經過很多年的發展，形成了自身的一套方法論，甚至是語言范式與修辭。

典型的就是對各種電源發展的抽象形容詞界定(比如煤炭要優化、可再生要大力、節能要優先、其他要審慎)、對地區與能源品種的所謂“定位”(比如能源基地建設)，對給定需求的供給方案的安排(比如2020年需求是個多大的“盤子”)與控制。落實到具體的工作層面，那么就是各種能源項目的結構、布局與時序等。

這種范式很像“戰場指揮官”或者“交通警察”，具有“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本領，所以也有“全國一盤棋”一說。旨在組織或者控制市場，或者其中的部分從業者(比如抓大放小)，屬于典型的行政壟斷。

一般而言，這種確定的目標與方向，缺乏作為集體目標所必須的機制去激勵相容的實現，而制定規劃的部門，是否具有足夠的權威與明確的政策工具也不得而知。這方面的例子，諸如“能源行業的工作重點已經改變”、“煤炭是否說退出就退出”等不一而足，都類似一個人在思考問題。面對一個問題，不是分析基于目前的政策(或者改變的)技術環境分散的群體會如何選擇，而是代替所有的人做這種選擇。

而邊際改變之所以重要，因為現實已經發生不可改變，籠統的就整體進行描述，會嚴重缺乏信息含量與方向感。比如給定現在煤炭是能源結構的主體，如果說“2040年煤炭仍舊是主體”，那么這句話完全沒有提供新的信息含量，也無法回答“多一點還是少一點”的變化問題。二值化可以幫助人們更清晰的理解，但是在能源領域對一些連續區間問題的二值化無疑會產生明顯的邏輯錯誤。

這也是過去很多規劃文件的抽象形容詞全部需要具體界定的原因。比如，“大力發展風電”的說法在我國的大小政府文件，各種報告中有高頻率的出現。一方面，我們并不知道多大力算大力;另一方面，基于目前的政策環境形成的力度，也不清楚未來的力度到底是需要再大一點還是小一點?

從組織體系而言，這也涉及一個組織如何不斷進化的問題。只有明確了邊際改變，才能明晰目前起作用的規則與范式有哪些，才能在長期導向可以理解與有方向感的進化。持續20年的“大力發展風電”，無法告訴我們任何東西。

語言風格——向陳詞濫調宣戰

英文世界中充滿著陳詞濫調，典型的是一些國際組織和事佬的語言風格。比如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羅默所揭示的世行報告的問題。他說：“《世界發展報告》必須足夠細窄，才能具有深刻的穿透力。我告訴作者們，如果最后的報告中‘和’字占比超過2.6%，我是不會通過的”。斯坦福大學語言實驗室創造了一個新詞“銀行體”(Bankspeak)來描述世界銀行報告的文體，稱其變得“越來越程式化、自我參考(self-referential)，而且脫離了日常語言”。

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國際能源署(IEA)的身上。這個組織有28個成員國，既有北歐西歐這樣的環保主義者，也有波蘭這樣的煤炭愛好者，同時由于歷史原因這個組織跟大的油氣公司走得很近，最近又加入了幾個發展中國家的同盟國，基本是能源消費大塊頭國家，包括我國。其語言的戰略模糊性，我們將在以后的文章中探討。

相比英文世界，中文世界中的陳詞濫調有過之而無不及。電力行業無疑也受到了不小的影響，典型的比如協調、統籌、改善等大詞。理解的難度往往不在于那個邏輯，而在于如何判斷前提成立與否。筆者對此有專門的分析，此處不再累述。

基于此，本專欄也擬討論規劃中的“語言腐敗”問題，并建議在十四五期間出臺“規劃禁用詞”表，并提供初步建議名單。這方面，我們無疑也需要更多的培訓與錘煉以不斷提升，增強語言表達的清晰性、明確性與簡潔程度。